為正義發聲的線上直播節目「全民公審」邀請法稅專家深入探討《稅審法草案》。
前高雄國稅局簡任稽核黃坤光談到民國90年開始實施《行政程序法》，106年實施《納保法》，而在行政法院設立稅務專業法庭，目前提出《稅審法》，基本是有在自省檢討。《行政程序法》、《納保法》等現有法律已提供保障機制，但因稽徵機關未落實執行，導致法律條文形同具文。他認為在《稅審法》須要增訂第一條，「維護依法課稅和公平課稅原則，若違法及不公平課稅即應撤銷。」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基本法，含括了所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精神，只要法院、稅捐機關真正認真執行《行政程序法》，所有被冤枉鉅額課稅的人都可以解決。他認為整個稅務案件的行政救濟再怎麼變，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在審理過程能夠真正表達出核定內容是合法，還是非法？數額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其核心在每個相關人員都能秉持良心去執事，就不需要這些疊床架屋。
我國的稅務行政訴訟制度設計，因應各階段行政救濟對象而不同，稅務機關的原處分還在，不斷開出新稅單，人民只好不停進入「復查、訴願、行政訴訟」的無限循環，案件歷經長年爭訟，始終無法解決，才有萬年稅單的說法，造成民怨快速累積，終於引起監察院關注，在民國111年5月針對萬年稅單提出調查報告，要求應盡速解決萬年稅單問題，才有現在《稅審法草案》的出現。
萬年稅單真正原因在行政法官不肯自為裁判，屢屢發回稅務機關，命令其另外做適法的處分，才導致問題發生。雖該草案第29條第2項賦予法官有自為裁判的權力，但該條第3、4項卻附帶但書，讓稅官又能發回稅務機關「重算」或「另做處分」，等於讓萬年稅單可以繼續存在，明顯只是敷衍監察院。
《稅審法草案》第29條第3項規定「行政法院自行認定前項稅額、金額或數額所需勞費過鉅者，得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處分違法認定或漏未認定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命稅捐稽徵機關依判決意旨重新計算之。」
《納保法》規定審理稅務行政的法官，必須取得稅務的專業證書才能審案，《稅審法》又讓稅務法官配置了專業的稅審官，雙雙具備稅務專業下，怎可一句「勞費過鉅」就可不自為裁判，又發回稅務單位重新計算？人之常情，法官為了要快速結案，當然絕大多會選擇發回稅務機關，這樣如何能解決萬年稅單？
各國政府為了海外資產回流，將稅率降低在2%-10%，而台灣卻高於20%，109年政府強制執行共1431萬件欠費、欠稅案，這當中有多少是錯誤的稅單？隱藏了多少賦稅人權被戕害。
官員不依法行事，逼不得已，人民要告官府，依行政法院統計，每年數以萬計的民告官訴訟案件中，稅務專業法庭撤銷原處分只有1.6%，讓人感覺行政法院好像是形式上的法院，是保護政府的，那人民在傾家蕩產之餘那還有本錢與政府磨耗呢？讓無辜的百姓連表達的機會都沒有，不曉得法官把憲法賦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放在那裏？法官錯誤的引導與示範，在法庭上誤導國稅局的稅務人員，繼續去侵犯老百姓的「賦稅人權」，難道可憐百姓永遠都沒有機會爭取公道！
政府若一意孤行無視人權的存在，包庇執法官員違法行政，如何圓滿「落實人權」，檢察官動輒在起訴時具體求刑，悖離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主義精神，且易形成社會預斷與法官審理壓力；法務部是人權主政機關，不可以帶頭違法，監委曾強力要求檢察官尊重人權，用良心辦案，真正掌握證據起訴嫌犯。
基於「有權利、就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參照大法官釋字第396號、第574號、第653號解釋、111年憲判字第七號判決，以及《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3項規定。
台灣堪稱是民主法治國家，馬總統也簽下國際人權兩公約，希望台灣人權能跟上世界腳步，沒錯，台灣人能夠自由的經營工商，一般百姓也能自由進出國門，但是，一旦被懷疑有罪，即等同犯罪，一直到法官作出三審無罪的判決才還自由身，但往往十年、二十年、更有三十年的黃金歲月過去了；尤有甚者，人民只要被國稅局盯上了，就有逃漏稅的嫌疑，就會開出稅金加論倍的罰金的稅單給你，認罪、協商、繳稅就沒事了；不服氣就訴願、上行政法院，恐怕也是十年、二十年的青春歲月賠進去了。
各國政府為了海外資產回流，將稅率降低在2%-10%，而台灣卻高於20%，112年政府強制執行共1405萬件欠費、欠稅案，這當中有多少是錯誤的稅單？隱藏了多少賦稅人權被戕害。官員不依法行事，逼不得已人民要告官府，依行政法院統計，每年數以萬計的民告官訴訟案件中，人民的敗訴率高達94%，人民勝訴的機會還不到一成，讓人感覺行政法院好像是形式上的法院，是保護政府的，那人民在傾家蕩產之餘那還有本錢與政府磨耗呢？讓無辜的百姓連表達的機會都沒有，不曉得法官把憲法賦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放在那裏？法官錯誤的引導與示範，在法庭上誤導國稅局的稅務人員，繼續去侵犯老百姓的「賦稅人權」，難道可憐百姓永遠都沒有機會爭取公道！
賦稅人權被剝奪的小民要如何面對，可能幾百千元繳掉就算了，可是千萬的稅單如何繳得下手。不繳，就會年年罰，稅單年年會自動加錢，最後法院判決強制執行，拍賣財產；嚥不下這口氣就告國稅局，結果又是另一個惡夢的輪迴，百姓勝訴，沒關係，再重開一次稅單，跟你重玩一次，百姓被判敗訴，認命繳錢終止輪迴，還是再告下去，繼續永無絕期的輪迴吧！百姓遭遇的惡夢與輪迴，尚不知如何解套，也不知這樣的人權被侵犯，要向誰申訴？
到虎頭山的北區國稅局，剛好碰到一對七十多歲的老夫妻，手拿著郵局的存摺以及國稅局開出的疑點重重的稅單，憤怒地走出國稅局大門，抱怨官員不理睬的態度；兩老跑了幾趟國稅局，都無解，這稅單繳下去，兩老的棺材本也沒了，要過喝西北風的生活了，令人坐立不安、睡不安穩！很難想像！112年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欠稅欠費1405萬件案，令台灣稅災如土石流般一發不收拾！
稅務機關多如牛毛的解釋函令往往凌駕法律之上，再加上行政法院非專業法官，因而法官只能引用稅務機關的見解，成了專吹百姓敗訴的黑哨殺手。「隔行如隔山」，社會愈進步分工愈要更精細，為了保障人民的賦稅人權，行政法院若不能專業化、罔顧人權，不如廢掉算了！
灣稅災的霸凌風潮正蔓延著，繼112年1405萬件欠稅欠費案後，正在啃蝕著受災戶心靈深處；之前志玲姊姊的執行業務所得被錯判新資所得，還背負著逃漏稅的罪名，影響其公益形象；名嘴也面臨跟志玲姊姊同樣的問題，將被逼迫閉嘴；NCC則扮演著政府的黑手，撤銷年代綜合台執照，年代面臨雙重的浩劫，被NCC撤照又要被國稅局追稅；稅災戶受到政府官員任意擴張公權力的霸凌迫害，但不知情的外國人還以為台灣人不守法、愛欠稅。
百姓的稅務問題尤為顯著，為了增取自身的權利，不惜訴願、上法庭，結果又卡在行政法院的「官官相護」，百姓的希望就斷送在行政法院，再加上又有「查稅獎金」的誘惑，難怪有近九成都是百姓敗訴，因而「行政法院」又稱「敗訴法庭」。就算是百姓勝訴，稅吏人員敗訴也不會被處罰，還可隔年再重新開稅單，百姓又需陪著再玩一次，簡直毫無機會，真是被吃定了。
「冤繳稅」讓百姓的稅務人權遭踐踏，不但畢生的辛苦血汗錢，遭惡官掠奪，為了自力救濟，增取自身的權利，不惜訴願、上法庭，結果又卡在行政法院「官官相護」，百姓的希望就斷送在「敗訴法庭」—行政法院，再加上過去又有「查稅獎金」的誘惑，難怪有近9成都是百姓敗訴，就算是百姓勝訴，稅吏人員敗訴也不會被處罰，還可隔年再重新開稅單，再玩一次，百姓簡直毫無機會，好像是被吃定了感覺。
與人民切身的國家制度就是法稅為主，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度高達80%以上，但對稅務的不信任更高達近100%，從許多數據就看得出來，例如行政法院的稅務案件，稅務專業法庭撤銷原處分只有1.6%，多年的稅收超徵都高達千億元以上，真是嚇死人，前財政部長張盛和與已往生的前部長許虞哲更是狠狠超徵稅收，當時一定是總統的最愛，何樂不為！
行政法院的法官專業是常受到質疑的，因為不懂稅法，所以往往依賴國稅局來當打手，這樣的行政官司，人民告官就像請鬼開藥單，勝訴率微乎其微，只是自討苦吃而己，讓行政法院只是擺好看的。
稅務官員不依法行政，濫開的稅單，造成烏龍稅單滿天飛，行政救濟又失靈，「惡法」人民要先繳三分之一的稅款才能申請復查，否則就任由國稅局宰割，竟然立法院接受財政部建議「維持原條文」，國稅局違憲留惡法戕害人民，立院竟然同意幫兇財政部，讓人匪夷所思。
近幾年稅災戶新聞讓台灣的萬年稅單問題成為全民關注的議題之一，究其原因是違法濫權的國稅局官員，把納稅人的荷包變成國家的提款機，開出違法稅單成為自己績效獎金和升官發財的踏板；納保官的失靈，更凸顯出可憐的台灣人民只有賦稅的義務卻沒有賦稅人權。
106年《納保法》承載著全民的希望開始施行，不但沒有成為納稅者的保護官，反而成為國稅局的打手。淡水蔡姓老農三兄弟民國67年購買了1000坪的農地務農，限於當時的法律，農地僅以一人名義登記，97年被政府強制徵收發回400坪土地補償，104年賣給建商並依法繳清土地增值稅； 106年國稅局僅憑臆測認為賣地所得是兄弟贈與，國稅局開出金額1800萬元的補稅單，老農去查詢時，國稅局不僅未提出任何證據，也未重新查證，幾天後竟然改開出另一張3600萬元的稅單。老農求助納保官，隔天卻反而被開出6400萬的稅單。納保法保官不保民，難怪稅務爭訟始終高居首位。
納保官為何保官不保民？因為納保官的選任是由財政部的稅務人員以「任務編組」的方式兼任，且兩年的任期屆滿後即必須回原機構任職。納保官的考績由誰打呢？財政部！納保官會去判定老同事開出的單是違法的嗎？不會！如此內舉不避親又官官相護的運作讓稅捐訴訟救濟程序完全失靈。
台灣稅務案件居行政法院訴訟案件第1名，更有「萬年稅單」怪現象。監察院在民國111年5月，提出侵害賦稅人權案調查報告，要求應盡速解決「萬年稅單」的問題，催生了《稅審法草案》。此一進展值得鼓勵，然而，該草案中有關「協力義務」的規定卻引發了廣泛爭議，甚至可能對納稅人的基本人權構成威脅。
強制要求人民在稅務處罰案件中履行協力義務，這顯然顛覆了納保法的立法意旨，更是對「不自證己罪」原則的公然挑戰！民事案件大部分都是跟賠償有關，所以沒有協力義務的問題；而刑事訴訟法第95條與第181條也規定，當事人既無需自證己罪，也無協力義務。然而，《稅審法草案》卻允許行政法院要求人民協力，可能迫使其提供不利於己的證據。憲法保障人權、肯定人性尊嚴，因此它有存在的重要性跟必要性。
先進國家如德國立法，有關稅務案件之訴訟，並未課以人民「協力義務」，適用「不自證己罪原則」，人民享有保持「緘默」權利。而且， 法院於審判時應適用「無罪推定原則」(無責任推定原則)，適用高度證明程度，在有疑問時，應為有利於納稅者之認定。
自106年《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以來，據統計，行政法院的納稅人勝訴率仍低於一成。監察院調查亦指出，納保官的設置不符國際潮流，缺乏禁止回流條款，直接導致行政救濟的失效。萬年稅單糾纏人民的沉痾，近來司法院終於端出稅審法草案，然而，現行設計中的稅審官制度，如果規劃從稅務機關借調，期滿後回歸原任單位任職，如何讓民眾相信這些稅審官能保障納稅者的權利？「球員兼裁判」的潛在利益衝突，引發社會廣泛質疑。
美國的納保官成功的促成了美國稅務改革，讓美國的納稅者可以在法庭上和稅務機關公平的辯論，納稅人不用繳不該繳的稅。美國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納權法）明確要求國稅局及其人員避免利益衝突，並禁止以稅收績效作為升遷考核的標準。納保官由獨立於國稅局的納稅者保護廳直屬管理，擁有獨立的人事及預算，徹底避免了「裁判當球員」的尷尬局面。
而且美國的納權法，明文禁止國稅局以收稅成績來評估所屬官員的績效，所以機關不能給稅務員quota（配額），這是不可以的；也禁止為所屬人員訂立收稅目標與配額，這樣子，大家不會比賽看看誰收稅收得多，誰比較有機會升遷。對於國稅局人員，還有非常嚴厲的懲處，如果稅務官員以查稅稽核來威脅納稅者的話立刻解職。臺灣納稅人常被迫「脅」商繳稅，不乖乖繳稅，就被追查前五年的稅，這在業界大家司空見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