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行政法院舉行交接典禮，新任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吳東都致詞時表示，行政訴訟制度至今90歲了，只有真正的民主法治，才有「民告官」的可能。根據吳東都的研究，2019年至2021年，台灣行政訴訟一審原告勝訴的比例高達19.4%，德國是15.5%、日本則是12.8%，因此台灣的原告勝訴率勝過德國和日本，請不要再說行政法院是駁回法院了。
對長久關注法稅的專家學者來說深深的深不以為然，只能說:「官字上下兩張口」自然自己說的算！以法稅行政訴訟來說，數據是會說話的:「2020年(109年)全國1431萬欠稅欠費案件將面對被強制執行的命運」怎麼算？勝訴率在哪裡？2021年立委賴士葆曾質詢財政部長時提到，老百姓跟政府若有稅務相關的訴訟，德國人民勝訴率是48%，捷克50%，芬蘭30%，丹麥60%，印度也大於50%，台灣竟然是0.3%！
前法官林文舟爆料，稅務訴訟人民勝訴率低的原因:【照本宣科的法官養成教育】
五姊弟在媽媽80歲初次被鑑定為「失智」時，姊弟已決議，先用媽媽自己部分的存款，支持照護費用，如果用完，不賣母親名下房產，也不再動用其他存款，而是先由子女墊付照護費用。多年來子女共花費1,324萬元照顧失智母親，母親過世申報遺產稅時，子女主張400萬元是奉養(一個月5萬元，80個月合計是400萬元)，924萬元算「未償債務」，應自遺產中減除。但國稅局將這924萬的扣除額給「刪了」，認定是「扶養義務」，不算母親的借款，核課遺產稅80.2萬多元。
國稅局碰到這種「財富傳承與奉養」的案子，稅務官員指出，因為案情不同，「無法說清楚課稅原則」。也就是說稅法規定的不明確，由稅官來判斷，人民只能碰運氣。坐實台灣稅制非「法治」，而是充滿不確定、令人不安的「人治」運作。
「萬華分局華江派出所警員未依規定受領曾姓婦人領取司法文書，與民眾應對態度亦有不當，衍生負面效應，遭記過一次；派出所長連帶處分遭記申誡一次。」…其實不只治安，握有公權力的其它單位也不時出現不符比例原則的失格行為，危害也相當重大。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但從違反行政中立和違反行政程序的事件卻層出不窮，如109年發生在竹北的919黃媽媽事件和110年4月22日中壢詹老師遭中壢警分局興國派出所葉姓警員濫權盤查案，事件而言警察公權力的執行，受到質疑。
上述三件人權迫害事件案例，不同於戒嚴時期，現代台灣人民都期待警察會是正義的化身，看到警察對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叫囂，令人震驚，也令人心寒。讓人民如何對執法警員產生信心？
轉型正義的重點不在於對『受害人』的補償(賠償)，而是在於要揪出『加害人』的真相公布周知，如果『加害人』沒有受到懲處，『加害人』就會潛伏隱藏在政府機關的各個角落，就像Covid-19變種防不勝防，而且還會變得技巧提升以合法掩護非法，如果不是內行人挖掘出來，一般老百姓是不會知道的。
近日面對國際上煙硝四起的局勢，我們更能深切感受到和平的珍貴。長期以來，發現司法和稅務方面的不公義，逐漸形成了台灣社會內部信任危機、不和諧等問題，這些威脅了和平與穩定。
司法應該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然而，當司法成為整肅異見的工具時，台灣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必然會下降。根據110年全年度台灣民眾對司法與犯罪防制滿意度的調查研究，高達67%的人對「法官能夠公正、公平審判案件」表示不信任。
在110年3月張靜律師因涉嫌妨害秘密罪而受到台東地檢署的指示，對其事務所進行搜查並扣押了他的電腦。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了比例原則，還可能影響張靜律師處理的訴訟案件中當事人的權益，這明顯是人民的司法人權的迫害事件，受到了法界人士的強烈批評。
此外，還有一個武術團體經過司法三審都獲得無罪無欠稅的判決，但國稅局官員卻無視法院的判決，繼續違法使用違法的稅單持續迫害，最終甚至沒收了該團體的修行聖地。令人憤慨的是，國稅局和法務部的行政執行署官員因此案獲得了高額的績效獎金。
我國因現行無證據法的規範，法檢要決定採或不採用何種證據時，根本無法可依，導致如何取捨證據完全只憑法官或檢察官的個人意識，美其名為「自由心證」，但未依科學與法理規範，變成法檢說了算，只要法檢認為想採納的就直接採用，不需任何有效證據力，但認為沒證據力的則連查都不查，最常見的就是只採信一方，而另一方要求調查的證據，就以「沒有必要」或「不足採信」就直接駁回，剝奪當事人的訴訟權益，當事人當然不服連證據都沒被調查就被判敗訴的窘境，自不可能感受到有被公平審判，當然會選擇上訴。長此以往，讓人民得不到公正的訴訟結果，自然不可能滿意司法裁判。
其實真正的「自由心證」必須符合「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也就是需要有邏輯及證據，缺一不可，美國律師江建祥曾戲稱我國不講邏輯及證據的心證為「豬油心證」，凸顯了我國法官及檢察官對「自由心證」的濫用，919竹北案遭警方非法以現行犯逮捕的黃姓婦人，事後提告警方違法剝奪行動自由，結果檢方卻不起訴，甚至再議、交付審判都被裁定不受理，而法院裁定不受理的理由，卻是一面倒採納檢方的理由，指稱黃姓婦人聲請調查的證據「沒有必要」，而檢方不起訴警察的主要理由，是依六家派出所副所長的證詞，認為警方是「請」黃姓婦人至派出所協助調查，黃姓婦人也是「自願」至派出所，所以「沒有強制」的問題，但從網路影帶還原事實，根本就不是用請的，顯然也非自願前往。
法官如何能讓律師發狂？一般來說法官審理案件，基本需要先調查證據虛實，再進入雙方辯論，以驗證是否為真。而人權律師張靜在一件訴訟案過程中，不滿承審法官濫用訴訟指揮權，對其訴訟爭點整理的要求，表示要在證據調查的程序一併處理，但在證據調查程序中，對張靜律師要求調查的證據，又表示要在辯論程序中一起調查，但進入辯論程序後，卻完全不給張靜律師調查證據及辯論的機會，竟當場宣布「辯論終結並退庭」，等於直接剝奪了張靜律師調查證據請求權及辯論權，因此張靜律師在法官宣告退庭後，大罵「法官，混蛋！」，想不到台北地方法院院長竟以「侮辱公務員罪」將張靜律師移送檢方，而檢察官也馬上將張靜律師起訴，張靜律師表示，他將在法庭呈現所有事實，讓世人明瞭法庭惡質法官的真實嘴臉。
滿目瘡痍的台灣，不只是看得見的環境破壞，人民資產被剝奪掏空，想要安全的生活，和一份支應生活所需的工作都很不容易。人民普遍低薪，窮忙的蛋殼族越來越多。還因為資安問題屢屢出包，人民三不五時遇到詐騙。
最近立法院中「主權基金」的話題再起，央行不希望動用外匯存底，若想要無償撥用更是極力反對；而許多民眾也不同意，就是因為低劣的政客與政治文化，讓人民對政府非常的不信任。
台灣政府的許多基金運作不公開、不透明，沒有建立不受政府干預的第三方審查，是弊端連連的主要原因。政商勾結荷包滿滿，人民卻是窮到無法翻身。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民國102年「綜所稅」申報戶的所得總額，最高前5%是最低5%申報戶的75倍，但是到了民國110年已惡化到161倍。如果再把分離課稅的「股利所得」加入計算，貧富差距還會擴大到七百倍以上。台灣正面臨的兒少貧窮、工作窮忙、高齡貧窮三大困境
在臺灣，貧窮者想要得到國家協助，必須先擁有「福利身分」，一位資深的社工在媒體上批評，《社會救助法》是最不符合社會實況的法規，過度嚴苛的貧窮線設計，使臺灣的貧窮人口數遠低於實際人數，很多需要被救助的貧民因此被排除在外。致力協助街友的「芒草心協會」民國108年的研究指出，有將近7成的街友沒有任何「福利身分」，沒有領到任何社會福利給付。
鑑定書當然要力求呈現事實真相，因主觀因素或其他人為因素，鑑定書仍有可能因而做出虛假報告，讓人因而曲解事實，江國慶案依事後調查資料顯示，當時法醫室在2001年9月30日驗屍完成，但鑑定報告竟然是引用之後10月7日自白書的結果，疑似是法醫驗屍完之後為了配合錯誤自白書所做的出的假驗屍報告，也因此讓軍方認定江國慶犯案，造成江國慶冤死。
因此當事人若對鑑定報告有疑慮，法院自應另尋求其他方的鑑定，以判斷鑑定資料真偽，且能否建構出事實真相，不能只有一方之詞，當兩份鑑定報告出現不一致時，則更應尋求第三份的鑑定報告，才能力求真正發現真實。但我國法院因結案效率的考量，對當事人提出另為調查的請求，常是以「不必要」為由就駁回，讓當事人連調查的機會都沒有啊！
近日媒體爆料法務部近年出現多位菁英檢察官出走潮，今年上半年就有17名檢察官辭職到民間工作，引起社會關注。檢察官與法官都是終身職，待遇更是遠遠高於一般社會的薪資水平，但為何法官、檢察官寧願放棄高薪的鐵飯碗出走？烏龍法官、檢察官屢屢躍上版面，但有公義風骨的法官、檢察官也所在多有，許多因為理想與現實衝突，不得已選擇離去，連帶讓守法用心辦案的司法人員同遭汙名化，久而久之劣幣驅逐良幣，公正審案者因未能順應上意而反遭升遷之路冰凍，更難有獲重用的機會，還不如掛冠求去，以期對得起天地良心。
我國目前的司法制度，其實還停留在威權時代，對人民極度的不友善，甚至連人民要司法救濟條件都非常的嚴苛，反觀對司法人員的保護，幾乎是滴水不漏的包庇，從法官法的設計，就可看出刻意規範多數司法評鑑人員的決定權，全都操控在司法人員之手，讓人民想藉此評鑑懲罰違法濫權的司法者，幾乎是完全無隙可乘。
若人民想依民法對違法的司法者提告侵權求償，法官會以國賠法為民法的特別法而直接駁回，若依國賠法求償，更會被法院以該司法人員並未被定罪確定為由駁回，官官相護昭然若揭，也重傷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現在更讓身處司法界的「從業人員」都選擇離去，可見我國的司法環境敗壞程度，已非同小可！再不加以檢討與修正，恐將動搖國本！
感謝冤案平反協會召開2023平冤年度論壇「循路科學，邁向清白」，邀請國內外專家發表論文，灌溉台灣這片猶如沙漠的司法改革土地。為何說是沙漠，因為這些年司改都只是說說，沒有動，根本沒有泉水進來，人民看不到希望！
「循路科學，邁向清白」主題一再強調科學證據必須「正確適用」。但是司法科學的領域多樣性，方法也有歧異，從科學證據的採集、分析、鑑定和解讀等，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有不同的結論，造成冤案。
記得在民國91年台中發生中國籍配偶黃華蘭陳屍家中，當時發生法務部調查局跟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報告差異，一個說沒有毒物反應、一個說有毒物反應，家屬20多年來內心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甚至還向監察院陳情，申請國賠。翻閱資料發現，堂堂的國家政府機構法醫研究所，竟然發生檢驗人員，把檢驗的名字弄錯，之後再塗改，就像手術，病人的名字掛錯然後白挨了錯誤的刀，明顯怠忽職責，造成這件黃華蘭陳命案，20多年來至今沒有真相？
民國106年司改國是會議前法醫研究所所長李俊億教授，看到政府單位鑑定錯誤導致江國慶冤死案，強烈提出要設立獨立專業的「國家司法科學研究委員會」，避免冤案發生。但是已經6年過去現任法醫研究所所長侯寬仁，竟然想直接將法醫所直升「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