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稅局追稅盯上網紅，Google（谷歌）是美國公司，依法有義務提供美國稅局所得資料，但沒有向我國提供相關資料的義務。台灣的國稅局也馬上跟進成立專案查核，積極蒐集並掌握相關金流、資訊流等資料，相關技術也不斷突破，呼籲網紅要誠實申報「不要跟國稅局對賭」，國稅局逮到機會就會強追稅，一個都不會放過，因為我國所得來源就要繳稅，所以這場對賭人民一定是輸家。
行政救濟是當人民權益受到國家機關瑕疵行政行為之侵害時，對於受侵害人民的保護措施，然而在台灣，人民卻是穩輸不贏，無效的行政救濟制度，無疑是再一次凌虐受侵害的人民！政府動不動即以凍結資產、拍賣、管收、限制出境等有違憲之虞的方式對待人民，訴願要先繳三分之一稅金，財政部像是架把刀子在納稅人脖子強迫繳稅，想想真讓人感到可悲。人民若不服國稅局的復查決定，向財政部訴願，依稅捐稽徵法第39條規定即使納稅義務人，不服稽徵機關所核定的稅捐，欲提起訴願，也必須先繳三分之一稅額或是提供相當擔保，否則將遭強制執行，例如3千萬的稅單就要先繳1000萬才可以訴願，這和勒索有什麼差別？
國稅局曾去法院申請公益律師幫忙處理，於是由黃文皇擔任遺產管理人，他按照程序自費墊了3000塊錢公示送達、登報；然而當事人生病期間，財產1億5,000萬元被繼承人脫手，繼承人跑了，並全部都拋棄繼承。過了1年多，國稅局卻突然開給黃文皇律師1億1千多萬的稅單，並威嚇若不繳就送強制執行。當時黃文皇向時任的財政部次長張盛和陳情，張盛和卻回應：「我如果不罰你，你會和那些繼承人勾串。」黃律師非常沉痛表示，這個案子是國稅局申請，法院指定的，幫忙稅務機關解決問題還被反咬一口，財政部是什麼心態？國稅局把人民當賊？多年背負沉重壓力，讓黃文皇曾多次有輕生念頭。
反觀美國、日本、加拿大對於違法稅官都有懲處與退場機制，我們的政府可以借鏡，配合台灣的國情，制定濫權稅官的懲處與退場機制，而不是任由違法稅官欺凌人民！則稅務機關行使公權力有被監督，侵犯人權時，必須停止錯誤的動作，並道歉、賠償和懲處。
石木欽涉當富商翁茂鍾法律顧問，並捲入銀行員之死的事件，除造成巴黎銀行經理諸慶恩冤死，還以司法追殺諸家遺族，懲戒法院今年9月間判他撤職確定，銓敘部及司法院日前正式減發他6成退休金，並發函要石木欽吐回已領退休金的6成共410萬餘元，法務部也公告廢止他的律師證書。
「做對的事情永遠都是好時機！」，逾200名院檢軍警調等高官捲入的前公懲會委員長石木欽案，這起世紀司法醜聞案。引發「銀行員之死」事件，高檢署曾連月徹查，宣布將替含冤而死的銀行員諸慶恩提起再審平冤，諸慶恩18年前告別式的追思文集，泣訴官司冤屈，不但字字血淚，妻子思念亡夫的椎心之痛表露無遺。諸的遺孀及稚女當年遭富商翁茂鍾結合司法好友一路追殺，終於可望沉冤昭雪，還給諸家人公道。
台灣自98年將兩公約國內法化，至今已施行14年，然而一樁又一樁國家暴力、嚴重侵害人權的事件卻仍不斷上演，許多冤錯假案遲遲等不到平反。當人民權益受到國家機關瑕疵行政行為之侵害時，行政救濟是對於受侵害人民的保護措施，然而在台灣，人民卻是穩輸不贏，無效的行政救濟制度，無疑是再一次凌虐受侵害的人民！政府動不動即以凍結資產、拍賣、管收、限制出境等有違憲之虞的方式對待人民，訴願要先繳三分之一稅金，財政部像是架把刀子在納稅人脖子強迫繳稅，想想真讓人感到可悲。
人權如此的被迫害而不自知，但不知司法單位何時才會覺醒，不再愚民，真正做到尊重人權。為了改善民眾長期對檢察機關內部制度的不信任，藉由公正、客觀的評鑑程序，淘汰不適任檢察官，不要再讓違法濫權的檢察官僅用自由心證就能殺人了。檢察官好大的官威！台灣司法的自由心證跟著檢察官走，隨便就可指控一個人犯罪。這段辛酸血淚史，雖只是冰山之一角，但在現今接踵直至的執法人員侵害人權之事，的確是有樣學樣，可憐百姓如俎中肉，只有任由檢察官宰割了！
「國際宗教自由峰會」游院長在開幕致詞，雖然台灣今日擁有傲人的民主成就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但這一切並非理所當然、一蹴可幾的。過去台灣曾經歷經長達38年的戒嚴與威權統治，在宗教與結社自由上受到很大的箝制和壓迫。還特別舉出實例，例如1950年代查禁一貫道事件、1980年代新約教會錫安山信徒被驅逐事件等等。儘管環境如此艱辛，宗教團體仍然選擇與民主人士合作，為自由、人權奮鬥不懈。
居住在台灣的所有人民都願意同意，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受到極大的尊重，在這塊寶島上，清真寺的隔壁可以是教堂，教堂的隔壁可以是寺廟，大家彼此尊重，和諧相處。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政府對於宗教團體的處理態度，是否真如游院長所言般的雍容大度。
為了政治上的目的，民國85年總統大選過後，台灣政府便提出了「宗教掃黑」的口號，包括佛光山、中台禪寺、宋七力、妙天禪師等等宗教團體或個人聯袂遭殃，竟然連僅僅以氣功養生的「太極門」也無端受到波及。其中，太極門案件源自於85年檢察官侯寬仁違法起訴，更於96年判決確定無罪無欠稅，但是國稅局竟然無視刑事判決的結果，仍持續違法強徵課稅，2020年更聯手行政執行署違法拍賣太極門的修行道場預定地，此一台灣官僚迫害信仰自由的事件終究驚動國際。
官員密切合作領獎金的程度，真是今人嘆為觀止，也是典型的知法犯法的作為，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合法的作為，獎勵金是沒有法律依據，處處違反程序，所以這些官員是會心虛的！有執行官完成執行拍賣程序，獎金應也落袋了，結果被相關拍賣案志工舉牌問執行官獎金幾何？心虛的執行官如芒刺在背，要求下令把這位舉牌志工抓起來，就發生了「919竹北事件」。官員這樣的表現根本是告訴世人「此地無銀三百兩」，「惦惦吃三碗公」，「得了便宜還賣乖」，真是無恥到極點！
「919竹北事件」當事人所受的心理虐待比肢體虐待要嚴重得多！為何政府官員們都視而不見呢？黃姓志工媽媽歷經7小時高壓力的扣押、訊問，走出地檢署即昏厥送醫，醫師診斷為急性壓力症候群。六個月後，檢察官查無具體證據不起訴，但黃姓志工媽媽無辜受迫害卻無人被究責，學者專家直指這是政治人權迫害事件。公民記者實地採訪，還原迫害過程，揭發背後祕密，期盼施暴者知錯改過，正義終能伸張，人權得以落實，真相永不埋沒。
稅務行政凌駕在司法之上，又是一樁人民對政府高度不信任的代表，百姓一旦走入行政訴訟，就是死路一條，勝訴率很低，但是就算法院已經判決撤銷，國稅局膽敢說法院判決不算，繼續開出稅單，國稅局可以違法的把判撤銷的死稅單再開成活稅單，形同萬年不死僵屍稅單！這僵屍稅單再送到行政執行署。所以許多欠稅案是被國稅局、行政執行署 輪流或同時凌虐的，這算是官官相護還是官官相逼呢？
不講人權的司法帶來了恐龍法官、貪污法官與打手法官，人民早已失了對司法的信賴感，面對民眾對法官的不信任度與不公正度達84.6%，為了挽救司法已近崩潰的形象，台灣的行政、立法都已民主，司法還等什麼呢？然而台灣卻仍自豪於高高在上的職業法官審判制度，這種人民收到政府的行政處分若有不服，依法可以訴願，而後行政訴訟。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人民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或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行政處分，認為損害人民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依然不服時，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真理大學法律系吳景欽教授曾經發文指出，法務部正在籌畫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升格改名為「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吳教授認為，依據106年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其間所謂的司法科學機構，並無提及直接從事科學鑑定和鑑識的部分。但是籌畫中的「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既然是由原本法醫研究所轉化而來，那就必然會以司法鑑定為核心，甚至將原本的法醫鑑定，也擴及於刑事鑑識。這樣一來，除了機關名稱名實不符之外，更是將所有科學鑑識權力加以獨占化，明顯逾越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精神，不中立、沒有獨立性，也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據傳，「國家司法科學研究院」幕後的推手，就是當今的法醫所所長、前當紅檢察官侯寬仁。侯寬仁在擔任檢察官的時候，負責偵辦很多社會注目的案件。侯寬仁曾經起訴過前副總統呂秀蓮的國務機要費，呂副總統就抨擊檢方選擇性辦案、選擇性起訴，甚至偵辦該案的檢察官侯寬仁並未傳喚前呂副總統就直接起訴。
立法院針對「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現行法制評析」於官網上釋出其探討與研析，文內挖出許多不為人知的癥結與詬病，此專題攸關全民生活日常與納稅保護真義。
納保官係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簡稱納保法）第20條設置，經查證得知，僅由財政部訂定「納稅者權利保護官資格及選任要點」作為納保官選任依據，既非法律授權亦未送國會備查，後稅捐稽徵機關依此道「聖旨」，以任務編組方式指定納保官。查閱各國納保官之設立，多為專任，始能發揮其功能與抗衡機制，而我國卻以兼任制度，即稅務官同時為納保官，此嚴重授權瑕疵，不僅凸顯組織上的不獨立性，更揭露其缺少民主監督與公平意旨。
此外，由稽徵機關指定內部人員為納保官，運作上更形成一言堂的專權獨大，球員兼裁判的弊病。而財政部卻對外宣稱，納保官係參酌現行消保官之作法，考量基於面對資訊、資源優勢的一方（稅捐稽徵機關或企業）時，一般人往往欠缺足夠資源來主張自己的權利，更遑論公平抗衡，因此納保官是保衛人民而來。但財政部卻避重就輕未說出真相：消保官是中立第三方，不會受到企業與財團的制約，可以公平介入，然納保官所要對抗的卻是自己服務的單位，平心而論，哪位資深納保官會說自己的老闆有問題？如此納保官角色，根本是請狼保護羊，如何讓人民信服。
義大利社會宗教學家，（寒冬）雜誌總編輯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提及：在台灣財政部發出9500多份解釋函令，法院將這些解釋函令當作法律來用，因此審理案件時，他們不只看法律法條，也參照成千上萬的解釋函令，並舉出二個案例：
第一個例子：20世紀1920年代，美國法院不得不多次聲明，通函與解釋令應尊重法律，如果與法律相抵觸則不適用。這事件的情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大量資金來資助戰爭中的軍隊，因此稅務機關試圖透過通函來擴大稅收。 但那是一個特殊時期，戰爭結束後，美國法院即喊停。
第二個例子是在義大利，有大量的通函和解釋令，這使納稅人的生活變得非常複雜。人民無法自己繳稅，需要專業顧問的協助，但我們的法院已經確立，如果這些通函僅是解釋法律，它們可能有效。但如果他們制定了新法律，它們就無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