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因現行無證據法的規範，法檢要決定採或不採用何種證據時，根本無法可依，導致如何取捨證據完全只憑法官或檢察官的個人意識，美其名為「自由心證」，但未依科學與法理規範，變成法檢說了算，只要法檢認為想採納的就直接採用，不需任何有效證據力，但認為沒證據力的則連查都不查，最常見的就是只採信一方，而另一方要求調查的證據，就以「沒有必要」或「不足採信」就直接駁回，剝奪當事人的訴訟權益，當事人當然不服連證據都沒被調查就被判敗訴的窘境，自不可能感受到有被公平審判，當然會選擇上訴。長此以往，讓人民得不到公正的訴訟結果，自然不可能滿意司法裁判。

其實真正的「自由心證」必須符合「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也就是需要有邏輯及證據，缺一不可，美國律師江建祥曾戲稱我國不講邏輯及證據的心證為「豬油心證」，凸顯了我國法官及檢察官對「自由心證」的濫用，919竹北案遭警方非法以現行犯逮捕的黃姓婦人，事後提告警方違法剝奪行動自由，結果檢方卻不起訴，甚至再議、交付審判都被裁定不受理，而法院裁定不受理的理由，卻是一面倒採納檢方的理由，指稱黃姓婦人聲請調查的證據「沒有必要」，而檢方不起訴警察的主要理由，是依六家派出所副所長的證詞，認為警方是「請」黃姓婦人至派出所協助調查，黃姓婦人也是「自願」至派出所，所以「沒有強制」的問題，但從網路影帶還原事實，根本就不是用請的，顯然也非自願前往。

黃姓婦人是在沒有告訴人的情形下，被以現行犯強行逮捕至六家派出所，六家派出所副所長既是當事人的同事，顯有利害關係，為何檢方寧願相信有利害關係者的人證，而不相信有事實呈現的物證？而檢方為了袒護違法警員，甚至荒唐稱說因行政執行官李貴芬有事先口頭報案，所以警方才會到現場盤查，但口頭報案根本無法證明，所以報案依法就應該以報案單為依據，在當事人沒有完成報案程序時，該案根本沒有立案，哪來的現行犯可言？那我們與警察國家有何分別？

為了防止因檢方不作為而侵害人民訴訟權，法律才有交付審判的設計，所以法院應該謹慎審查檢方為何不起訴的理由，也更應該調查聲請人所提出的證據虛實，若認為人民所提出的證據不可採，則應明白告知為何不可採，好讓當事人信服，而不是說因為採信檢方的理由了，所以聲請人的證據就沒有必要調查而駁回聲請，這顯然是濫用「自由心證」，因為只有調查了聲請人要求調查的證據，才能證明檢方所採的證據是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所以司法院當務之急，就是提出有效可行的證據法並法規化，以作為訴訟法檢與當事人遵循的依據，減少「自由心證」濫用的爭議，人民對司法的滿意度自然可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