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流傳一段影片，一個教授進入教室後，對著一位女學生，問她名字後，請她馬上離開，並說以後不想再見到她，學生回答她不明白為何，教授堅決地表示不想重複第二遍，同學們一臉茫然。女孩離開後，教授接著問說為什麼要有法律，同學說社會秩序、保護人權、公平正義…，教授接著問說，我對剛的同學不公了嗎？為何當下沒有人抗議或阻止我。接著一陣地闡述，如果你不為伸張正義出力，那麼遲早有一天你也可能遭遇不公，到時將無人會為你出頭。影片最後的字幕打著孟德斯鳩的話語，對一個人的不公就是對所有人的威脅。
看教授要女學生離開之時，雖然錯愕但覺得是影片效果，離現實有點遠，沒想到就在周刊上看到比錯愕更錯愕的冤獄事件。86年，正在當兵的王瑞豐被控結夥搶劫，他被上手銬、戴腳鐐，接著被判5年。年復一年，總統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換到蔡英文，直到去年，安靜的法庭上，審判長宣判，說出關鍵的2個字：「無罪」那2個字，他等了27年。受訪時，他不斷重複著這句話：「我要怎麼去證明我沒有做一件事？」
不久前，立委吳宗憲質詢法務部長鄭銘謙，說了他一個一生難忘的親身經歷。他擔任檢察官時曾偵辦一位基層公務員，案由是貪污罪，開完庭後，很客氣地請他離開，以為是皆大歡喜的結果，當事人卻過來跟他說，「檢察官，你這張傳票害慘了我一輩子」，因為傳票上面是《貪污罪條例》，他的長官與家人都嚇得半死，長官馬上把他移到比較邊邊的位置。這件事讓吳宗憲後來都會拿來告訴他帶過的每一位學習司法官：一個不經意的動作，甚至一張傳票，就可能害人一輩子。
「偵查不公開」一直沒有落實，確實毀了許多人。例如史上最倒楣老闆呂炳宏，被媒體報導是他員工殺人的共犯，雖然最後不起訴，但「殺人犯」標籤卻如影隨形；新聞記者郭玫蘭獲不起訴已經好幾年了，但「共諜」標籤一直讓她找不到工作；南港女模命案無辜涉案的梁小姐，事業與人生卻再也回不來了。 而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想讓你知道…如果我們無法加強司法與行政機關的監督與問責，確保每一個案件都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審理，那如何終止荒謬的冤案一再發生呢？
近日媒體報導了一件荒謬的冤案。1997年，當時22歲的王瑞豐正在服兵役，某個休假日，他與高中同學陳某相約騎摩托車逛夜市。兩人吃完滷味後去剪頭髮，之後回家。不久，王瑞豐與陳某卻被一位婦人指認為結夥搶劫，在警局當場被上手銬。
婦人表示，當晚她騎摩托車載著兩個女兒，路上遭到一名歹徒騎車、一名歹徒搶劫皮包。她追了一公里多未能追回皮包，並記下車牌號碼，警察根據這些線索找到了王瑞豐與陳某。
王瑞豐回憶，在接受審訊過程中，他遭受了種種屈辱與霸凌。法官拒絕勘驗現場，並與檢察官一同堅持他的罪行，令他心灰意冷。更令人感到不公的是，陳某在普通法院審判時，法官重新勘驗現場，認定婦人被搶之處並無路燈，不能排除婦人看錯車的可能，最終判決陳某無罪。然而，審判王瑞豐的軍事法庭卻判他五年刑期，並強調此等重罪已是輕判。直到27年後，他才獲得憲法法庭無罪判決。
網友見此荒謬冤案，紛紛表示王瑞豐應該請求國家賠償，並要求嚴懲當年軍事法庭的法官與檢察官，更質疑同樣的案件，為何陳某獲無罪判決，而王瑞豐卻被判五年刑期？一個國家的司法體系怎能出現如此荒謬的結果？
近期法官龐大工作量引發過勞並自殺的案件震驚社會， 司法院引進行政訴訟調解新制，盼能解決提升紛爭解決效能，並紓減訟源，緩解司法過勞。然而，這項改革卻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批評。
行政法院的主要職責是仲裁是非，維護法律的公正與社會正義，並非像菜市場是進行價格談判的場所。行政法院應該基於法律和事實進而裁決是非對錯，而不是為了減少案件積壓而讓官民雙方妥協，畢竟行政訴訟不是民事紛爭，如果行政法院開始追求結案效率而非公平正義，恐將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
我們應該追根究柢哪些是大量訟源，就像近年眾多違法稅單的問題，想必也是很大宗的訟源，是否要去解決違法稅單源頭的獎勵金問題。行政法官更應該在各個稅案爭訟過程中去了解，是否有不法之處，而不是發回原處分單位另為適法的處分，稅捐單位若只是數字改一改，濫權課稅本質不變，人民一定不服，反而增加更多訟案。只有真正揪出行政疏失，才能系統性的督促杜絕違法行政產出違法稅單，減少人民因為不服而訴諸行政訴訟，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古有寒窯18年，今有苦牢17年，一個見證愛情的代價，一個見識司法的誤謬。今天所要講的悲劇主角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整整耗費了17年的時間。
2003年，英國男子馬金森（Andy Malkinson）因強姦罪被判入獄，在他入獄將近20年的牢獄生涯中，持續不斷的尋求各方協助，最後得到反對誤判的律師組織「Appeal」協助，才讓他在2020年獲釋。
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儘管馬金森看起來與受害者提供的犯人電子特徵不太相似，但大曼徹斯特警方找到2名目擊證人，其中一名證人是嚴重的海洛因成癮者，而他和他的女友（另一名證人）至少涉入26條涉及「不誠實」相關的罪名，而當時的陪審團卻從未被警方告知這一點。
更荒謬的是理論上馬金森將可因為誤判，獲得100萬英鎊（約新台幣4100萬元）的賠償金，但警方竟要求向馬金森追討17年牢獄生活期間的食宿費用，要求這筆賠償金必須扣除了食宿費用之後，才能交到馬金森手上。
顯然警方的求償無法獲得一般人民的認同，畢竟，遭司法霸凌含冤入獄17年所受的創傷，以及被貼上性侵犯的歧視標籤的苦痛，豈是金額的多寡所能替代。
稅收超徵千億，財政部官員卻說，歲入總預算仍不足，這就是典型的國家暴力的呈現，稅收本有編列預算，若有超徵之金額應還稅於民，而國家其它各項收入若有短收，就應檢討改進，怎可說歲入總預算不足，就把超徵的錢充公吃掉了，再拿出20%大家來分獎金，獎金作祟下，百姓當然是輸家！
財政部最毒的是縱容國稅局亂開稅單後，人民告上國稅局要求撤銷違法的稅單，財政部卻指導懂法不懂稅的法官採用國稅局的說辭寫判決文，百姓只剩6%勝訴的機會，但被國稅局重開稅單後，百姓仍然保不住6%勝訴的財產，政府用國家暴力拿走了100%的稅收，包括冤、錯、假的稅單，面對這樣的政府施政，百姓不怨政府，那要怨誰？怨那些淪為全民公敵的法官有用嗎？他們只是國家暴力的打手！怨亂開稅單的稅官，一樣無用。因為財稅官員的官愈高獎金愈多，他們會請稅官多開稅單啊！
台灣的稅官可以領稅務獎勵金最大，用稅單綁架百姓，甚至政府！如何獲得人民信任！
政府發動了宗教掃黑的政治整肅，讓檢察官製造假案起訴一個無罪無欠稅旳宗教團體太極門。96年真理與正義獲得勝利，三審均獲無罪無欠稅的判決，讓台灣走回民主正義的道路上！好景不常，被國稅局官員竟說法院的判決不算，繼續用違法的假稅單迫害，再被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兩次拍賣無罪無稅宗教團體的修行聖地，拍賣不成再直接違法沒收修行聖地，讓這些政府單位的官員皆大歡喜，領到高額績效獎金，這是民主國家的的官員應有的素養嗎？
台灣稅制最經典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原本是要保護人民的，執行結果又變調了，例如稅務專業法庭的法官需懂法與稅，結果原先行政法庭懂法不懂稅、只會抄錄國稅局答辯書的法官，全數通過擔任稅務專業法庭的法官。這樣百姓仍是死路一條！納保官的遴選原應有一定比例遴選公正的社會人士，結果都是選出資深優良的稅官，這不是百姓跟國稅局賽球，對手是球員兼裁判，再兼教練，百姓根本輸到脫褲！
國家並未賦予實權懲處侵害人權的公務員，也未對公務人員施予完整的人權教育，或許法官、檢察官等讀過人權兩公約，但仍沒有人權觀，如何能為百姓爭取人權，在所有法官的判決文中也絕少提到人權，只有桃園地方法院行政庭的判決文中提到人權有0.0079%的比率最多。在台灣司法人權、賦稅人權被剝奪甚深，主要是執法者從未將人權放在心中，如欠稅者已被處分「凍結財產」，再處分「限制出境」實是多此一舉，也沒有增加多少稅收，反而落人「戕害人權」之口實，這又豈是虛設「人權委員會」所能修法改善的。
轉型正義當然不是只有談司法改革而已，當然還有許多冤、錯、假案要一一平反，遠者228事件白色恐怖，近者仍有許多司法、稅務、政治冤案待提出，只要官員憑著一個良心為百姓做事，百姓就有福了，若執法者沒有良心，則法制定得再好也是無用，例如國稅局稅官們經常自行認定就能開出稅單課稅，百姓不繳稅，則又是論倍的罰，這都是沒良心的作為，甚是是違法的作為。
近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最熱門的話題是25年未修法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簡稱財劃法、貧富不均及112年稅收超徵3671億元！財長莊翠雲言明：不會還稅於民，理由是：「減少舉債增加還債。」真還債嗎？為何國債卻仍然連年攀升呢？政黨輪替至今不都是以還債忽悠我們人民！
立法院財委會國民黨召委羅明才安排第一次初步審查會議及公聽會，22縣市皆指派代表到場發言，都建議及指出財劃法已超過25年未修法，88年修法前與88年修法後，中央集權更集錢，精省後，中央淨收入占比由低於60%，暴增至約75%，中央從地方拿走了全國總收入的15%，25年來中央多拿了新台幣10兆元，造成中央與地方收入垂直失衡，地方財政惡化，入不敷出，「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現象，各代表呼籲，應把精省後中央拿走的15%還給地方，讓地方有足夠財源做建設。
差距也愈來愈大，主計總處時隔30年再公布110年台灣財富分配統計，其中前20%家庭平均財富5133萬元，與後20%家庭平均財富77萬元，差距竟然高達66.9倍，遠高於30年前的16.8倍，學者認為和高房價以及股市有很大關係。此鴻溝若是來自於高所得家庭努力工作的結果，還不至於引起社會大眾強烈的被剝奪感。相反的，此鴻溝若是來自於不公平的政策或制度，例如不作為的稅制、放任炒作價格的政策等，就很容易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
總統賴清德出席113年台北國際電腦展開幕典禮，喊話要科技業大老投資台灣成AI智慧島，並承諾要穩定供電、建置超級電腦和持續培養人才，這張美好的藍圖能不能實現？
但台灣是否能成為AI智慧島，政府還有一個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健全的稅制。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林見松107年曾明確指出台商回台投資涉及的稅務問題，才是台商決定是否返台投資的重要考量，也是政府須先解決的問題，而台商境外回台，希望的課稅原則就是簡單、透明。企業界都清楚國稅局裡有「協商室」，美其名是為解決納稅者稅捐爭議，實際上是行政權獨大，協商變成「脅商」。
現今網路發達，科技報稅便捷又清楚，而且租稅法定主義應該是該扣的稅一毛錢都不能少，不該扣的稅一毛錢都不能扣，既是如此，稅單又怎會需要協商？所以企業團體才會流傳著一句「國家缺錢，多少繳一點」，產生了台灣獨特的畸形違法、違憲稅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