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稅局常常不分青紅皂白，尚未詳加查明就隨意引用法條，亂開單課稅，嚴重損害納稅義務人的權利。大法官已針對憲法第十九條規定，政府對民眾課稅時，須有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明定，或有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才合於憲法規定，否則就是違憲。
在國際宗教迫害受難者紀念日，台灣雖自詡為民主法治人權國家，但至今尚存宗教迫害事件，廣為國際關注。西華盛頓大學副教授霍麗•福爾克博士長期致力於研究比較宗教及新興宗教活動，他說:「我看到太極門案和其他同樣面臨整肅的宗教團體，非常非常相似！」像在法國，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聖城Menderon一直有土地使用規畫的問題纏身。「因此，對於涉及台灣稅法的宗教團體，例如太極門，我深表同情。因為在這些類型的案件中，真正被評斷的其實是宗教的層面。換句話說，逃漏稅問題、稅務問題，只是一個把宗教層面帶出來的手段，為的是破壞該團體在社會上的形象，把它說成是一個假的團體，然後把該團體定罪！」
稅務機關解釋函令往往凌駕法律之上，再加上行政法院非專業法官，因而法官只能引用稅務機關的見解，不就等於是只吹國稅局勝訴的黑哨殺手嗎？老百姓那贏得了官司？唉！「行政法院」被稱為「敗訴法院」其來有自，恐怕對百姓而言，國稅局、行政法院就是最大的殺手呀？那有好的就要分獎金、論功敘獎；做錯事就沒事，還要由國賠了事，也就是拿全國納稅義務人的血汗錢，來替他擦屁股，太不公平了！最讓百姓痛恨的是，被吃定了，還被官員裝無奈的說「惡法亦法」。
今年已經88歲高齡的前監察院王建煊院長「王聖人」，就拿將近三十多年前王建煊擔任財政部長之初，驚覺自己帳戶裡多出1000多萬元的查稅獎金，他說基於廉潔自持，分毫未取，與此相關的是所謂的「查稅獎金」。但104年，與前任財政部長張盛和在立法院面對有關查稅獎金的質詢時，張盛和卻大言不慚地說：「待遇不高不足以養廉」，表示他本人堅持要繼續領取個人的查稅獎金。我們想要問：有親自去查緝過一件逃漏稅案嗎？張前部長個人有追回一塊錢的逃漏稅嗎？如果都沒有，拿這些獎金會心安理得嗎？
最近看到日本「袴田巖案」的新聞，我心頭一沉。一名曾是職業拳擊手的壯年，因檢警偽造的一件假血衣，被關押了48年。直到113年，法院才宣判他無罪。人自由了，卻已老到走不動；真相來了，卻整整遲到了半個世紀。
我不是法律專家，只是太極門裡一名修習氣功32年的普通百姓。但我忍不住想問：如果正義總是姍姍來遲，人民究竟要靠什麼活下去？這不是別人的故事，而是發生在我與上萬名同門師兄姊身上，已經一起走了快30年的血淚長路。
85年12月19日，太極門遭檢察官濫權起訴。雖然96年最高法院已三審無罪確定，判定「無罪、無稅」，確認弟子給師父的敬師禮是「贈與」而非「補習班」所得。在法律邏輯上，這場冤案理應畫下句點。但我必須要特別指出的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依法本質上即非課稅主體。太極門並非補習班、營利事業或提供勞務對價的機構，師徒之間的傳承屬於精神修行與文化傳統，弟子所給予的敬師禮，並非對價交換，也不構成所得或營業行為。
然而，行政機關卻不遵守法院判決。明明是同一性質的敬師禮，政府歸零了其他五年的稅，卻硬生生留下所謂的「81年度稅單」。這張稅單，就像袴田案裡那件「穿不下的血衣」——它存在的理由不是因為真實，而是因為背後的官員不願意認錯。
袴田事件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冤獄案件之一，從被控在靜岡縣殺害一家四口、定罪到真正無罪，將近60年，袴田巖是全球關押最久的死刑囚之一，2025年3月獲得無罪判決時已接近90歲高齡，2億1700萬日圓（約新台幣4800萬元）的國家補償金，賠償得了他的尊嚴與人生嗎？如果發生在台灣民眾的身上，我們能不能避免同樣的悲劇？
袴田案不是單一錯誤，而是司法制度一連串「看似合法、實則失職」的共犯結構，從長時間高壓偵訊導致失真的供詞，到法院採信有瑕疵的關鍵證據，最後一審法官熊本典道堅決反對有罪卻囿於合議制，無法左右判決，導致袴田巖被定罪，甚至法院傾向維持既判力，讓遙遙無期的再審和平反摧殘了他的黃金歲月。
台灣也有江國慶、蘇建和、鄭性澤、徐自強等雖獲平反，但人生卻被司法體系全面摧殘的受害者；以及在偵查階段被非法取得自白、偵訊涉嫌刑求，被視為「等待司法救濟的長期冤案受害者」卻已逾30年的邱和順，另一個等待30年仍未獲得平反與正義的是被違法偵辦、錯誤起訴、稅務濫用以及行政官僚體系凌駕司法判決的太極門，被當作制度錯誤和迫害人民信仰人權自由的典型案例。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享有的尊嚴與平等的權利」，已11度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的太極門案，已成為檢驗台灣是否落實落實人權保障與法治精神的指標性案例。
檢察官可以辦大案，也可以辦小案，關鍵不在案件金額或規模，而在是否符合比例原則與司法正義。近日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電鍋回收案」，清潔員僅因轉送一只市值新臺幣32元的回收電鍋給拾荒老婦，竟遭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多數民眾難以認同，認為此舉不僅浪費司法資源，更暴露出檢察權行使的失衡。
誠然，個案本身影響層面有限，整個訴訟歷時約半年，但社會真正擔憂的，並非案件大小，而是「捕風捉影、為聲量而辦案」的心態。當檢察官將起訴視為舞台，熱衷於媒體曝光，司法就可能偏離追求正義的初衷。回顧過往，這樣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曾因周人蔘案聲名大噪的檢察官侯寬仁，先後參與多起高度政治性、社會矚目的案件，包括馬英九與呂秀蓮相關案件。然而，這些案件多數最終以無罪收場，耗費龐大的司法與社會成本，卻未能兌現當初的指控。
其中最具爭議、歷時最久的，莫過於太極門案件，該案刑事程序歷經十年三個月，加上後續無中生有的稅單亦曠日廢時。更令人質疑的是，檢方竟將同一筆金額，一方面認定為詐欺所得，另一方面又主張為補習班收入，邏輯明顯互相矛盾，卻仍被正式起訴。
面對全球極端氣候與充滿動盪與不確定性的時刻，114年聯合國人權日以「人權，我們的日常所需」為主題，強調人權是積極的、必不可少的、可以實現的，對全人類而言人權仍是制勝之道。失去人權，就是失去未來，談何永續？
台灣解嚴後，民主人權還在陣痛期，85年首度舉行總統直選，選後掀起宗教掃黑，一些在大選中未表態或支持其他總統候選人的團體，疑似遭到整肅，太極門也遭到池魚之殃。僅因不實黑函的指控，台北地檢署侯寬仁檢察官即帶著大批檢調人員、荷槍實彈的警察、以及媒體記者，搜索太極門道館。侯檢察官在四個月偵查期間，總共簽發搜索太極門道館及弟子居所35處，並羈押掌門人夫婦及太極門弟子共四人。更蓄意釋放不實假訊息，抹黑為詐欺、逃稅等罪名給媒體，造成「未審先判」，瞬間受害人成為全民公敵。
儘管96年最高法院已判決太極門無罪、無稅，但國稅局仍以被廢棄的起訴書為基礎課稅，遲遲不撤銷明顯違法的稅單。這不僅是行政怠惰，更是對人權的持續侵害。政府要贏回人民信任，應立即以誠信為本，撤銷所有不當稅單，終結這起行政權凌駕司法、侵害宗教信仰自由之指標性案例。
司法存在的目的，本來是保障公平正義、保護人民。一把「拿錯的雨傘」，也要把人告到高院，這一位年紀大的阿嬤，在區公所拿錯別人的雨傘，竟然被報警、被起訴，最後還一路打到高等法院。高院都看不下去，特別寫附論批評：請問為了一把雨傘，需要動用整套刑事系統嗎？還要調閱一堆無辜人的個資？這像話嗎？這樣的司法，離人民愈來愈遠，只會讓老百姓覺得害怕。
清潔隊員送了一個32元的舊電鍋給拾荒老人，本來是出於好意，卻被依貪污罪起訴。貪污罪是一輩子的污點，申請良民證、找工作都會被影響。但檢察官對真正的大弊案卻常常看不見。對百元的小案如此「積極」，對動輒幾十億的大弊案卻如此「沉默」，這樣的司法比例，人民怎麼會服氣？
兩位員警「沒有開紅單」，竟被起訴圖利！只因兩名員警看到車子停在私人土地，只是勸導離開，沒有開罰單，就被檢察官以「圖利罪」起訴。官司纏了三年，人被停職、薪水減半，甚至有人被逼到得了憂鬱症。最後法院判無罪，卻已經造成不可逆的傷害。遲來的正義，往往已經不是正義。
眾所矚目的太極門冤案，發生於民國85年，假案真辦近30年，被監察院列入台灣重大人權保障指標性案件。民國96年7月13日，刑事法院三審判決太極門「無罪、無稅、無違反稅捐稽徵法」，被違法羈押的太極門師徒獲得國家冤獄賠償，這是一份代表國家政府頒布的公正意旨。不得違背！但國稅局竟藐視國之律法，繼續違法發單，並移送行政執行署，違法查封、違法把掌門人限制出境總共高達2,654天，甚至凍結所有的資產，直到最後竟違法強行拍賣太極門修行預定地而收歸國有。
國稅局與行政執行署從上到下都能刮分獎金，所謂盜亦有道，難道政府機關比強盜不如？強搶百姓身家財產。甚哀矣！這件假案從頭到尾30年來，我們看到台灣的公部門從上到下，裡裡外外，近親繁殖，官官相護，互相包庇，互相縱容，沒有良心與羞恥心，是非心，羞惡心！沒有一個敢擔當承認錯誤，出來解決問題。因為一旦承認錯誤，所有的獎金全部要返還，已經入袋的獎勵金，誰願意吐出來呢？可悲矣！
114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賴清德總統出席「2025年世界人權日典禮」，賴總統感念受難者前輩堅持自由與民主信念，讓臺灣人民走出威權陰影，走向今日的自由民主。未來政府會朝「調查真相，還原歷史」、「保存記憶，向內扎根」及「恢復受難者的清白與尊嚴」三個方向持續努力；讓全世界知道，民主是臺灣唯一的方向，也會堅守和平、人權與法治價值。
人權是普世價值，讓人民免於恐懼痛苦匱乏的生活中，尤其是任何身為國家的領導人，更需要為百姓守護保障基本人權價值！回顧前總統馬英九任內最受矚目的行動力是於2009年宣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上簡稱兩公約及其施行法在台灣正式生效實現人權與國際接軌，馬英九任內並多次在人權日強調落實人權保障與歷史正義，顯見人權保障與落實是何等的重要！世界所有先進國家領導人皆應奉為圭臬！讓人民真正享有基本人權 譬如宗教信仰文化生活之自由。亦能符合聯合國1966年所通過的國際兩公約的精神意旨與意義，是謂人性尊嚴不可侵犯！
台北市一名清潔隊員，因將殘值僅32元的舊電鍋送給拾荒婦人，竟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並判刑。明明情節輕微，卻因貪污罪的高刑度與缺乏彈性，被硬套進「非判不可」的僵化框架。檢察官即使心知不必如此，也因制度風險無法選擇不起訴，否則就可能被質疑瀆職。於是，本可用行政規範處理的小事，被推上刑事法庭，耗費司法能量，也削弱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同樣荒謬的，還有109年桃園一起「兩包奶茶粉」案件。女子被控偷竊價值 50 元的奶茶包，檢方起訴後，一審判無罪，但檢方不服再上訴。全案歷時三年多，動用羈押、偵查、審判等完整司法程序，彷彿在處理重大刑案。結果卻是被告煎熬、社會付出高昂成本、司法人力被綁死，只為一件從頭到尾都不具重大危害的輕微案件。
更極端的是太極門案：從一審到三審全數無罪無稅，連監察院都查出檢察官八大違法，違反偵查不公開、違法搜索、凍結資產，僭越職權等，程序瑕疵遍布，但起訴與上訴仍「一次不缺」。這已不是追求正義，而是制度鼓勵「不認錯」。當公權力握有近乎無限的上訴權、卻沒有比例原則，司法程序就可能被當成壓迫工具，而非查明真相的手段。太極門案30年未能獲得公道，96年刑事三審判決確定無罪、無稅，竟在109年被國稅局與行政執行署聯手違法拍賣太極門修行聖地。各界專家、學者及國際人權領袖紛紛為太極門案仗義聲援，期待快快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