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值此世界人權日，令人回想到聯合國雖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但我國卻因國共內戰，自 1949 年 5 月 20日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才解嚴。其間形成的戒嚴文化即係防弊重於興利、防民如防賊；有罪推定、輕罪重判[1]；寧枉毋縱、殺雞儆猴；集體催眠(仇恨動員)、人云亦云(盲目跟從)[2]。然而解嚴後至今，政府的施政與人民的言行是否已經走出戒嚴文化的陰影，頗值反省。以下擬列舉幾個稅法判解案例，檢討其是否存在戒嚴心態，妨礙法稅改革。
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時代，國民與國家間的關係乃一種「經由人民同意的而統治」的法律關係，已經不是「由天命形成」的單純被統治關係。因為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係屬人民之付託，國家權力即是對人民任務，此些任務包括：
一、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
二、體現社會連帶責任；
三、實現社會正義：
四、維持社會共同體的共榮。
基於國民主權論，國家權力的基礎是國民的付託，國家各機關權力的本質實為全民所課予之義務。近代民主國家係以不信任國家權力為出發點，蓋從人類的歷史經驗來看，未受拘束及制衡的國家權力，必然濫權。故西方近代政治學理論乃強調國家權力應分立而制衡，旨在強調「國家權力應納入規範」以合乎法理的方式運作，造福人民。
在應然面上，國家權力機構（政府組織）不應成為法秩序中風險源，但諷刺的是，政府機構反而常常成為法秩序中最不穩定的風。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未能受到適度制衡的國家權力組織，是人民權利侵害最大的源頭。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前，據統計，行政法院的稅務訴訟，人民勝訴率僅6.11%，於是人民常感行政救濟制度失靈，行政法院更有「敗訴法院」之譏。納保法施行後，人民勝訴率雖稍有提升改善，但人民勝訴比率仍不夠高，我們看到實務上還有許多冤屈案件遭受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課稅，需要改進。再者，對於已經判決確定者幫助不大，所以人民依舊無感。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難道人民在公權力面前，只能任其宰割？所幸東吳大學法律系陳清秀教授提醒，人民尚有再審制度可受保障，爰此，特別專訪陳清秀教授，深入剖析「再審制度」內涵，並檢討現行制度待改進之處。
再審在訴訟法上是一種「非常」救濟程序，相對於「正常」訴訟程序之一、二、三審而言，在判決尚未確定之時，對判決不服是為上訴，而對確定判決之不服，則是應提起再審之訴，而不復得上訴矣！
訴訟法之為程序法，訴訟程序之進行常與時間息息相關，而訴訟法上的「不變期間」或「除斥期間」，尤影響上訴或再審之提起甚鉅，以下本文僅針對時間對再審的影響而為論述，至於上訴的時間，原則上即可參考再審之說明而不再論。
行政救濟法制之發展與齊備略晚於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以致一開始多有借用民刑訴訟法制之處，但晚近在追求應兼顧公共利益之實現與相對人私權之保障下，行政救濟法制已逐漸發展出其獨特性，惟有時仍需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兩個源自不同理念之法制中，尋找可以比附援引者之機制，尤其是在立法闕如或未臻完善時。
我國司法救濟自來即區分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三類訴訟法制亦均明定再審制度，作為確定裁判之糾錯機制，以矯正終審法院於組織、程序上或案件實體審理時，可能出現妨礙實現司法公平正義之瑕疵。由於歷來之訴訟法條文，對於如何之新證據得作為再審理由之規定，有未臻明確之處，司法實務遂形成限縮再審適用之見解，但近來因維護人民司法救濟權利意識高漲，訴訟法關於再審之規定，亦迭有修正，惟迄至今日，不同訴訟領域之再審要件規定仍呈現不一之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