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一名清潔隊員，因將殘值僅32元的舊電鍋送給拾荒婦人，竟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並判刑。明明情節輕微，卻因貪污罪的高刑度與缺乏彈性，被硬套進「非判不可」的僵化框架。檢察官即使心知不必如此，也因制度風險無法選擇不起訴，否則就可能被質疑瀆職。於是，本可用行政規範處理的小事，被推上刑事法庭，耗費司法能量，也削弱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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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要求國家建立有效救濟機制，但太極門案的救濟大門30年來幾乎從未真正打開。於是國際組織十一度把案件送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台灣向外界喊要做「人權國家」，但國際更在意的是：你敢不敢依循良心揪出違法共犯結構？
台灣在人權指標上年年得高分，像替自己臉上貼金箔：自由之家94 分亞洲第二。官方總愛拿這些數字當護身符，好像只要亮晶晶，所有的陰影就能消失。但在台灣生活的人都心知肚明：分數亮不亮，跟能不能站得起來，是兩回事。尤其是那些被制度壓得跪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
台灣近年出現大量民眾抱怨科技執法亂象：模糊標誌、被樹蔭遮蔽的告示牌、難以察覺的線條變換、突如其來的限速降幅……彷彿走在路上，不是擔心事故，而是擔心「被開單」。每年罰單量高達 1千6百萬件，申訴案件十年來更增加 2.5 倍，是民怨累積最直接的證據。
許多人將火力指向警察，但這其實是錯誤的對象。基層警察本身也深受制度之害，許多人甚至希望科技執法更透明，以免自己被誤解。真正的問題是：法規設計鼓勵「多罰、多設、多收」，造成整套制度不得不向罰單傾斜。
所謂的「台灣病」並不是抽象的宏觀經濟名詞，而是人民每天感受到的真實壓力：薪資停在原地、物價一路上升、房價遙不可及，而企業獲利與出口數字卻依然亮眼。台灣到底生了什麼病？其實，不需要《經濟學人》從遠方替我們診斷，也不需要政府端出一堆美化的經濟數據。走一趟菜市場、搭一次捷運、問問身邊朋友，你就知道答案：經濟不景氣、收入減少、薪資太低、物價與房價卻節節上漲。台灣的病，不是抽象的經濟學名詞，而是人民每天的真實不舒服。
台灣許多縣市每年都會在預算書中，公開列入「預計罰鍰收入」，這看似常態，但實際意涵十分驚人：地方政府預期「今年至少要開到多少罰單」。當罰單被數字化、績效化，整套交通安全政策就會被帶偏，政府的目標不再是「降低事故」，而是「達成預算」。這不僅是公共行政的嚴重偏差，更是對人民信任的破壞。先進國家早已清楚意識到，罰單不能是財政工具，台灣應該學習。
許多無法源的獎金，如立委九A津貼、查稅獎金、檢察官獎金、甚至所有高官的特支費等等，都是違法編列的，沒有法源的獎金就是變相的貪污，領取者可能不知情，但編列者一定是巧立名目，讓大家以為是合法的獎金，這是更聰明的執法者知法犯法，從百姓納稅的錢中智取獲得的。
近日有一則新聞令人關注，被金氏紀錄認定為「全球關押最久死囚」的日本88歲男子袴田巖，已服刑48年「很可能坐了冤獄」，靜岡地院去年進行再審，於今年9月宣判結果。當年他因為強盜殺人、縱火以及竊盜罪嫌被逮捕，警方使用暴力威脅，不給水甚至不讓他去廁所，連續20天的馬拉松式審問，由於他始終否認犯案，警方甚至用大罵、棍棒毆打方式折磨他，袴田巖內心防線最後終於被擊潰認罪。但開庭審理時，袴田巖當庭推翻供詞，否認犯案，他堅稱遭到警方用可怕手段刑訊逼供，他才會崩潰認罪。
台北前天發生隨機殺人案，廢死議題再次浮現，現在是變本加厲，對不喜歡的法律，人不夠沒有關係。黃國昌指出，無期徒刑不得假釋這件事情，去年在大法官實質廢死了後，鄭銘謙說會在最短時間內提出修正案，但今年年底都已經快過了，東西在哪裡？但為了等法務部而躺在那邊，當執政黨擺爛的時候，在野黨要負責撐起這個國家，不要再等了!更不要說司法改革了！
千稅萬稅國稅局萬萬稅，國稅局最後終於露出馬腳來，原來是「獎金」在作怪，故意將有利於人民的證據都隱藏起來，才有搶奪民財的機會，日思夜想的「獎金」才能安全落袋！官員們這種天真的想法，真是見笑；或許也擔心東窗事發時難逃刑責，以及誘人獎金將付諸流水，只好卯勁來個「死不認錯」，這害死百姓的稅單就開到底了，唉！可憐苦上加苦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