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務行政救濟制度形同虛設，人民蒙受冤屈難以平反，且稅吏可一再重核，官司沒完沒了。國稅局開出的「萬年稅單」就是始作俑者，讓百姓陷於痛苦之深淵，永世不得超生。政府法令朝令夕改，不顧人民的權益，更違反信賴保護原則，政府應該好好檢討哪些事違法課稅的「冤案」，即刻撤銷違法稅單，而不是一味地「敗部復活」，追不到稅就一再延宕修法，禍延子孫。重視「賦稅人權」，就不要再玩弄小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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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糾紛占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約九成以上，行政法院司法官的違失情況比其他法院嚴重很多，是專業不足還是官官相護的結果？值得警惕的是人民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任度狂飆84.6%與76.5%；因而，奉勸行政法院的法官不要僅憑國稅局提供的資料，就做為最後定讞的依據，因為不適任法官的剋星《法官法》，已正式上路執行為民除害的任務了，《納保法》已實施七年多了，處處自曝其短的稅務專業法官，行政法院稅務專業法官產生過程讓人失望，更令人懷疑其專業能力！
過往行政法院在審理有關稅務訴訟案件時，因礙於對稅務方面專業之不足，只好採納稅務機關的意見作為判決之依據；然而這樣的裁判並不尊重納稅人的稅務人權，人民的辛苦血汗錢，卻往往被稅務官員玩弄著，當行政法院被稅務機關牽著鼻子走時，百姓永遠是輸家。稅務機關解釋函令往往凌駕法律之上，再加上行政法院非專業法官，因而法官只能引用稅務機關的見解，成了專吹百姓敗訴的黑哨殺手嗎？「隔行如隔山」，社會愈進步分工愈要更精細，為了保障人民的賦稅人權，行政法院的專業化，亦迫在眉睫了！
國家在現行制度之下，似乎沒有一個單位、或任何機制，可以對濫權辦案的檢察官、及亂開稅單的稅務官員作有效的監督、或懲處。這些都是第一線傷害百姓的政府官員，百姓心裏吶喊：民主政治是這樣的嗎？或許在多年的身心折磨後，透過法官無罪判決，或者是拿著莫須有的稅單告國稅局勝訴，然後呢？只是清白一身嗎？百姓所選出來的政府就這樣回報百姓嗎？民主政治不是要為民謀福利嗎？怎變成在戕害人民呢？
104年，前任財政部長張盛和在立法院面對有關查稅獎金的質詢時，卻大言不慚地說：「刪減查稅獎金並不足以養廉」，表示他本人堅持要繼續領取個人的查稅獎金。我們想要問：您有親自去查緝過一件逃漏稅案嗎？您個人有追回一塊錢的逃漏稅嗎？如果都沒有，拿這些獎金會心安理得嗎？已故前任財長許虞哲會說出「要講人權就不用課稅了」，而追稅不力、無效下，讓財政部追稅期從5年、10年、15年，一改再改，好像稅法就是財政部自己立法的，實際上也不用修法了，一來國稅局官員敢說：法院的判決不算，自己說了算；二來稅單自己年年開，29年的稅案凌虐人民到死，人民一點辦法都沒有！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頒布2025為禧年，也在禧年的4月21日逝世，什麼是禧年?(CESNUR)創辦人/人權雜誌《寒冬》總編輯Massimo Introvigne認為，這是承認過去的罪孽、懺悔和改正我們錯誤行為的一年，有媒體人稱方濟各是「千年最偉大天主教宗」，也嘆息：失去的是世界的良心。祈願2025 年也是台灣的禧年，這一年加諸於台灣的不公義將會徹底糾正。
川普上任後，不管是關稅、外交或移民政策等都對世局造成了極大的動盪和議論，美國聯邦地區法官墨菲（Brian Murphy）頒布初步禁制令，明確禁止川普政府在未經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將非公民遣送至非原籍國的第3國，此舉不僅彰顯了司法獨立的民主精神，法院依法否定總統違憲的政策，也展現了司法獨立對行政權力的制衡。
一個國家，一旦失去了被人民信任的司法，這樣的民主何其脆弱，又何其可悲。英國紀艾克頓爵士在「自由與權利」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而台灣解嚴至今司法舉著人權、民主之大旗，擁有絕對優勢公權力的政府，檢察官辦案三、四十年來仍然如出一轍，「違反偵查不公開，押人取供，先射箭再畫靶，輿論定罪…」從歷史軌跡能看出一二，而檢察官能如此肆無忌憚的霸凌人民，原因是國家縱容，沒有究責的結果。
近年來，我國稅收屢屢超徵，金額動輒千億，連續兩年更突破5,000億，創下史上新高的紀錄。然而，這種「亮眼」的財政數字背後，是否隱藏著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審計委員聶建中在「稅收超徵公聽會」中提出質疑，曾經審查稅務案件20多年的法官學者林文舟則深入剖析，揭示了超徵現象背後的多重原因與亂象。
1.超徵的根源：經濟成長真的能解釋一切嗎？政府往往將超徵歸因於經濟成長，但數據顯示，經濟成長率僅2%多，稅收成長率卻能高達4%以上，兩者顯然不成正比。這說明超徵的背後，除了經濟成長，還有稅捐機關過度解釋法規、扭曲企業交易行為，甚至橫徵暴斂來達成績效目標的現象。
曾幾何時，超徵的議題成為國家每年的爭論話題，就事論事，不陷入黨政間的攻擊與惡鬥，我們必須檢討審慎的思維以國家和人民為出發，政府落實依法課稅，人民也依法義務繳稅，讓財政更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