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鄭文燦一案，檢察官涉偽造文書」的新聞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各說各話的疑雲正如一場司法信任的地震，震盪著社會對司法體系的信任根基。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僅是這一起個案，而是背後長期以來司法偵查與監察制度的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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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地檢署偵辦私菸案時，意外挖出一場執法人員與私菸集團的共犯結構。這場醜聞，不只揭開長期的貪瀆真相，更讓社會再次反思一個沉痾已久的制度問題：執法人員與稅務人員是否應該以「績效」領取高額獎金？
立委王世堅於立法院質詢財政部長莊翠雲時，又針對人工生殖的手術費能否抵稅，限縮於符合財政部會計要求的醫院、診所，發出不平之鳴。他表示，民眾租屋，只需提供租金支出憑證，就可以抵稅，無須提供房東報稅紀錄是否完整。但人工生殖醫療費用能否抵稅，財政部卻將查核診所報稅紀錄的責任轉嫁給民眾，此舉如同變相懲罰民眾。
有人說：「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一般人在收到稅單後就到國稅局繳納，卻不太知道如何保障自身的權益，偏偏台灣的稅務風險又特別高，稅務人員理應輔導民眾，避免誤入陷阱。洪小姐收到一張來自台北國稅局的「遺產稅核定通知書」，內容寫明她是法定繼承人，因姊姊生前留有總值1億6千多萬的保單，須繳納遺產稅 2,180 萬元，洪小姐乖乖繳了遺產稅，保險公司卻拒絕理賠，因為受益人寫的是她擔任住持的禪寺。
行政執行署主要幫國家追討「稅、健、罰、費」四大部分，也就是稅款、健保費、行政罰款、法定費用，民眾若沒有繳納這些應繳金額，就會被移送執行署強制執行，而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間，行政執行署也是防疫國家隊的一員，負責對違反居家檢疫規定遭裁罰者扣繳罰款。
行政執行署副署長陳盈錦解說，若不繳納，會清查義務人的名下財產、行蹤、住所等，財產包括存款、車輛、不動產，就會被逐一查扣法拍，可能脫產者，會清查資金流向，必要時可以向法院聲請「管收」，也就是關進管收所限制人身自由，最長3個月，請他交代資金流向，拿出隱匿財產。好恐怖！
最近媒體報導《為繼承姊姊1.6億保險金！她倒貼2180萬積蓄，99%人不知的稅務炸彈》有感而發。前大法官許玉秀說，「國家給人民兩大痛苦，第一是刑法，會被關在監獄，另一個就是拔毛，也就是課稅，關在監獄不是所有人都會碰到，但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稅的問題，這比什麼都重要，所以使用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來審查租稅規範比什麼都重要。」
根據《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的義務。這意味著政府課稅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稅收制度應符合公平原則，以保障納稅人的權益。
誰才是繼承人？繳了遺產稅卻領不到半毛遺產，稅局一紙認定，讓人倒賠兩千萬；被繼承人死前兩年內的贈與要課稅，卻沒有區分贈與動機，變成認真照顧者要被課稅，漠不在乎者不必被課稅，孝順者吃虧，不養者得利，這是在「懲罰奉養者」嗎？這則令人心痛又錯愕的新聞，再次暴露出台灣遺產稅制度的荒謬。一位洪小姐因姊姊過世留下1.6億元保險金，竟遭國稅局認定為繼承人，被課以2,180萬元遺產稅。她原以為繳完稅後便能領回保險金，結果保險公司卻說，「妳不是受益人，錢不能給妳。」最終，她一毛未得，卻要倒貼兩千多萬。這不是虛構情節，而是真實發生在台灣的法律悲劇。
日前，立委王世堅質詢財政部長莊翠雲，質疑財政部「本位主義」過於嚴重，無時無刻都在想著「增加國庫收入」，造成民眾不便。他提出一個的新聞事件，女法官控訴，37萬元人工生殖醫療費用列為所得稅扣除額，卻被台北國稅局剔除，官司打6年仍敗訴，因為不是財政部認定的「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她對稅法的僵化感到無奈。
台灣的貨物稅制度早在2002年就被行政院財改會點名「應分階段取消」，但23年過去了，這項過時的稅制仍然安然無恙。這不是因為技術無法調整，也不是社會沒有聲音，而是政府部門陷入一場集體心理防衛戰，讓改革遲遲無法啟動。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這場「不改革的堅持」背後其實有跡可循：
一、認知失調與自我合理化：不願面對早該改的現實對財政部來說，若現在承認貨物稅該改，就是間接承認過去20年來的「不作為」或「錯誤」。避免承擔改革所帶來的風險與羞辱。
台灣生育率再創新低！內政部統計顯示，2025年5月新生兒僅8,433人，較4月再減251人，再度刷新歷史低點。少子化被政府定調為「國安危機」，然而對年輕世代而言，結婚、生子早已不是情感選擇，而是沉重的現實壓力。晚婚、不婚、晚生、不生，背後不是不愛小孩，而是步步難行的環境現實。
政府雖推出人工生殖補助，看似對求子家庭釋出善意，實際卻暗藏「稅制陷阱」。許多夫婦在報稅時才發現：只因選擇了「全自費診所」，即使花了數十萬甚至百萬求子，有療程、有發票、有醫療需求，卻無法列入所得稅扣除。這不是逃稅，而是被制度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