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 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3 項新增「納稅義務人對核定稅捐處 分不服，依法提起行政救濟，經行政法院實體判決確定者」，不 得申請退稅，及無須查明退還之規定，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
談法論稅
稅捐稽徵涉及人民財產的侵權，在民主法治的國家，政府應在租稅法定主義的原則之下，執行稅捐的徵收，同時應維護公平正義，以及人權保障。去（2021）年1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稅捐稽徵法修訂條文，於2021年12月17日公布施行。此次修訂，引起許多人民及專家學者大肆批評的莫過所謂「陳長文條款」的修訂，即稅捐稽徵法第28 條有關退稅請求權時效。當年促成該條修法，對於政府錯誤課稅，讓人民請求權沒有時效的陳長文律師也投書媒體大肆批評，本次該條的修訂是「法治社會倒退40年」、「恍若戒嚴再臨」。除此之外尚有其他條款的修訂關係到人民權益問題，以下將對於本次修訂的部分條文提出個人看法：
按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1款及第2款原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一、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二、刑法第 320 條、第 321 條之竊盜罪。」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認為雖然經第一審判決有罪，而第二審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屬立法形成範圍，與憲法第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惟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一、 前言
值此世界人權日，令人回想到聯合國雖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但我國卻因國共內戰，自 1949 年 5 月 20日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才解嚴。其間形成的戒嚴文化即係防弊重於興利、防民如防賊；有罪推定、輕罪重判[1]；寧枉毋縱、殺雞儆猴；集體催眠(仇恨動員)、人云亦云(盲目跟從)[2]。然而解嚴後至今，政府的施政與人民的言行是否已經走出戒嚴文化的陰影，頗值反省。以下擬列舉幾個稅法判解案例，檢討其是否存在戒嚴心態，妨礙法稅改革。
- 第三節 國家的任務與財稅收入結構
- 第一項 國家任務依賴財政收入
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時代，國民與國家間的關係乃一種「經由人民同意的而統治」的法律關係，已經不是「由天命形成」的單純被統治關係。因為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係屬人民之付託，國家權力即是對人民任務，此些任務包括：
一、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保護；
二、體現社會連帶責任；
三、實現社會正義：
四、維持社會共同體的共榮。
- 第一節 國民主權是現代國家的基礎
基於國民主權論，國家權力的基礎是國民的付託，國家各機關權力的本質實為全民所課予之義務。近代民主國家係以不信任國家權力為出發點，蓋從人類的歷史經驗來看，未受拘束及制衡的國家權力，必然濫權。故西方近代政治學理論乃強調國家權力應分立而制衡，旨在強調「國家權力應納入規範」以合乎法理的方式運作，造福人民。
在應然面上，國家權力機構（政府組織）不應成為法秩序中風險源，但諷刺的是，政府機構反而常常成為法秩序中最不穩定的風。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未能受到適度制衡的國家權力組織，是人民權利侵害最大的源頭。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前，據統計，行政法院的稅務訴訟，人民勝訴率僅6.11%，於是人民常感行政救濟制度失靈，行政法院更有「敗訴法院」之譏。納保法施行後，人民勝訴率雖稍有提升改善，但人民勝訴比率仍不夠高，我們看到實務上還有許多冤屈案件遭受不合法或不合理的課稅，需要改進。再者，對於已經判決確定者幫助不大，所以人民依舊無感。號稱民主法治的台灣，難道人民在公權力面前，只能任其宰割？所幸東吳大學法律系陳清秀教授提醒，人民尚有再審制度可受保障，爰此，特別專訪陳清秀教授，深入剖析「再審制度」內涵，並檢討現行制度待改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