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常說「中華民國萬萬稅」，真的不是蓋的，其實台灣的稅制有太多的極權專制的影子，例如欠稅罰鍰是論倍的罰，歐美文明國家只有20%~30%的罰鍰；稅單要訴願要先繳三分之一稅金，在美國向法院提稅務訴訟只要60元美金(新台幣約1800元)即可訴願；又台灣人民欠稅可以被管收、限制出境等極其違憲的處罰，這是歐美文明國家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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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制度會引發濫課稅圖謀獎金之歪風，造成的結果就是行政救濟失靈、進行訴願之前要先繳三分之一稅額、法院未判決就強制執行查封財產限制出境、罰款動輒3倍5倍，連行政法院也流於長期偏袒稅務機關的事實結果，未明察證據就依照國稅局認定的見解，判人民敗訴，甚至罰金比國稅局原本開出的還高出甚多，對百姓生存權、財產權嚴重侵害，最終就是稅災氾濫，民不聊生。
被指為「養老法院」或「敗訴法院」的行政法院更扯！不諳稅法的法官遵奉財政部的解釋令，不管是後來發現新的證據或新的事實，應該要推翻之前的錯誤判決、或者稅單原處分不對就應撤銷，結果判決是一錯再錯，造成了許多恐龍判例，以及讓人民痛苦不堪的違法稅單萬年不死，視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如糞土，真不該；
懲戒法制是公務員違反工作紀律，追究法律責任的制度。法治民主國家需要謹守程序保障，然而懲戒的目的，仍是在究責。我國的憲政體制下，究責的目的則是為了公權力的被害人。監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甚至考試院，每到懲戒修法時就針對各種權限爭執不下，不管哪一個院贏了，人民都輸，懲戒法制十年四修，公務員保護愈來愈周全，被害人民始終都是配角。
檢察官是公益代表，捍衛公平正義，有所謂「捍衛公益型」。西方刑事訴訟普遍經歷了從「自訴」到「公訴」的轉變，檢察官逐漸成為國家利益的代言人；另有「媒體作秀型」、「政客打手型」及「公器私用型」等，為非作歹，檢察官的究責機制，有強化之必要。
侯寬仁檢察官辦案方式如神話般，用眼神斷案把怪力亂神寫入起訴書、無證據濫起訴，再利用媒體廣泛公開報導非事實的案情，讓百姓從此陷入痛苦深淵中；舉凡「周人蔘案」、「雲林廢土案」搞得家破人亡、丟官、丟工作，身敗名裂，成了人間悲劇；這位檢察官起訴如此多的案子，最終當事人都獲判無罪，有的當事人甚至還獲得國家冤賠，這樣違法濫權的迫害人民，這麼明顯違法濫訴的檢察官，是不是應該也要來查查啊！讓如此違法的檢察官繼續濫權下去，有的只是更多受到迫害的人民，是不可能有什麼好的起訴品質、與好的檢調做為，更有甚者，竟還能用起訴書令國稅局開出違法稅單萬年不死，讓百姓噩夢連連，也讓監察院對違法濫權的公務員淪為消極的彈劾及
懲戒法制是公務員違反工作紀律，追究法律責任的制度。法治民主國家需要謹守程序保障，然而懲戒的目的，仍是在究責。我國的憲政體制下，究責的目的則是為了公權力的被害人。監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甚至考試院，每到懲戒修法時就針對各種權限爭執不下，不管哪一個院贏了，人民都輸，懲戒法制十年四修，公務員保護愈來愈周全，被害人民始終都是配角。
德國的稅務法庭的法官為例，每個法官都會計算稅額，因為他們以前不是稅務律師就是國稅局的高官，他們深諳稅法，實務經驗豐富。臺灣過度強調期別、資歷的升遷制度，儼然辛苦個十幾年，就可以拿到升官的門票。在這樣缺乏專業訓練配置的制度下，怎麼鼓勵年輕的法官學好專業知識？如何能做好專業的稅務裁判？培養具有專業素養法官、成立專業稅務法庭，是臺灣解決日益高升的稅務爭訟的當務之急，讓賦稅人權有出頭天的一天。
法國的個人良心自由協會，把太極門的案例，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47會期，標題為「濫用稅制迫害少數宗教心靈團體已成全球的問題」，他們覺得一個政府用稅制的手段來迫害一個宗教團體是非常不能接受，因為宗教信仰是受聯合國的人權宣言所保障的，讓他們也看不下去。其中，英國的Alex表示，台灣難道是兩個國家？為什麼法院的判決結果，稅務機關不理會，法院也無可奈何。歐洲的人權法庭以及美國的法院也表示，世界各國不可以用稅收的制度來迫害宗教信仰的團體。
曾幾何時台灣竟被冠上了「詐騙王國」的惡名。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從電話詐騙到投資陷阱，無所不在。這些手段不僅侵害財產，更摧毀家庭、傷害心理，甚至奪走生命。然而，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許多受到冤錯假稅案的受害者深陷困境時，國家機器卻未能成為避風港，反而雪上加霜地逼迫他們繳納原本不應該承擔的稅款。
接連發生的公務員過勞與壓力致死事件，揭開了體制內長期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如台北市議員游淑慧所指出，有單位一年半內81人離職，平均每月5人走人，離職率竟高達八成，這樣的「地獄職場」令人心驚。而勞動部吳姓公務員疑因職場壓力過大，在辦公室選擇輕生。讓人聯想士林地院李姓法官墜樓身亡，留下「我很累」令人痛心，也道出公務職場中無法承受之重。
當公務體系的高壓環境以血淚顯現時，兩位公務員之死，不僅僅是個人悲劇，更是一個警訊，凸顯並指向體制內的結構性暴力。是社會的巨大損失，而人民面對稅務壓迫的無力感則是另一種隱形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