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戒法制是公務員違反工作紀律，追究法律責任的制度。法治民主國家需要謹守程序保障，然而懲戒的目的，仍是在究責。我國的憲政體制下，究責的目的則是為了公權力的被害人。監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甚至考試院，每到懲戒修法時就針對各種權限爭執不下，不管哪一個院贏了，人民都輸，懲戒法制十年四修，公務員保護愈來愈周全，被害人民始終都是配角。

檢察官是公益代表，捍衛公平正義，有所謂「捍衛公益型」。西方刑事訴訟普遍經歷了從「自訴」到「公訴」的轉變，檢察官逐漸成為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我國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濫權追訴處罰罪，「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者。另有「媒體作秀型」、「政客打手型」及「公器私用型」等，為非作歹，檢察官的究責機制，有強化之必要。因而健全檢察制度、杜絕檢察官濫權起訴、防止司法資源浪費，為國人企盼「司法改革」的一部分，應予重視。

稅務行政救濟制度形同虛設，人民蒙受冤屈難以平反，且稅吏可一再重核，官司沒完沒了。國稅局開出的「萬年稅單」就是始作俑者，讓百姓陷於痛苦之深淵，永世不得超生。政府應該好好檢討哪些事違法課稅的「冤案」，即刻撤銷違法稅單，而不是一味地「敗部復活」，追不到稅就一再延宕修法，禍延子孫。

人是自利且以自我為中心，貪腐犯罪是衡量利益與損害的結果，若有足夠的懲罰究責，人們可能會放棄犯罪，但若有鼓勵措施就會更促使貪腐行為。貪腐組織結構論指出：組織內的行為人會為了要求生存而取得組織的群體認同，而不得不接受貪腐同事的「分贓」，因而同流合污。「臺灣國稅局與行政執行署的獎勵金措施，就完全符合了貪腐理論的兩個標準論點。」他指出，臺灣財政部的稅務獎勵金、法務部執行署的執行績效獎勵金，都是為鼓勵這些公務員達成執行「績效」的措施，且沒有究責機制，是典型的以合法掩護違法集體貪腐的行為，況且兩者都有團體獎金，更是完全符合「貪腐組織結構論」的具體案例。

對台灣稅改抱著無限希望，以及稅災戶的自救聯盟，團結一起並凝聚共識，把人民的聲音喊出來，就如同凱道前乍現的冬陽，為這一群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與溫暖。成千上萬個受害者，誠心地期盼租稅人權保護委員會成立、及政府重視國際人權兩公約違反賦稅人權者的修法、更重要的是能建立「淘汰濫權違法的稅務人員」制度，督促政府重視賦稅人權，能澆熄逐漸燎原的稅災，唯有稅改才可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