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設「登聞鼓院」接受人民告官，但設有貪污、詐騙、搶劫等條件限制。火紅陸劇「夢華錄」中趙盼兒在開封府怒告歐陽旭悔婚被視為「越訴」，因此打官司之前要先受20大板。到了清朝，想擊登聞鼓之前甚至要先被打30杖，嘖嘖！還沒伸冤就屁股開花、骨頭都散了，這樣誰還想告？久而久之，民告官之「登聞鼓院」便形同虛設。
1千年後，台灣行政救濟制度，依然繼承北宋君主制度下的威權，人民提起稅務訴願必須先繳三分之一的稅額，看似提供人民抵抗官權的訴訟權，實則設下高高的門檻，試圖讓人民望而生畏，與北宋擊登聞鼓之前先被打20大板，有異曲同工之意。
因18000元罰單沒繳祖厝就遭法拍，並移送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房子直接遭法拍得款135萬多元，是否國稅局移送欠稅欠費強制執行案件都是如此執行的？行政執行署公布109年新增欠稅欠費強制執行案高達1341萬件，這當中又有多少是冤屈的案件呢？隱藏了多少賦稅人權被戕害。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於1月初宣布因應稅收超徵，在扣除必要的公共支出後，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並將於農曆年後發放。立法院聯席委員會審查攸關普發現金新台幣6000元「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預算案」，立委李貴敏提出質疑，預算案編列設「客服專線」1億3百萬元，「建置網站」、「網路服務」共420萬元，以及廣宣費用逾1千6百萬元等項目，難道還稅於民都還要再撈一筆嗎？
「法官法」100年三讀通過，雖有「法官評鑑」機制，訴訟當事人可以向法官評鑑委員會提出評鑑要求；104年公務員懲戒法大修，基本上是把陳年以來大法官釋298、396、583等要求司法化的問題解決，而有組織法庭化、程序精緻化…等設計，因為從書面審議變成開庭，程序的成本大幅提高。108年法官法再修，雖把之前評鑑三道關卡簡化，然而為保障「司法官」的「審級利益」，設了兩個審級。
稅災戶鍾先生97年成立一家資本額432萬元的公司，辦理期貨業務，由於獲利少，101年結束公司營運，但103年國稅局以鍾先生未完成報稅手續為由，開出4千6百萬的稅單，外加罰金超過5千400萬。想想看，101年結束營運，國稅局103年開出的稅單連課帶罰超過資本額的12.5倍，表示這二年內，這公司不是非常賺錢，就是國稅局灌水灌到太離譜了！而將稅單金額灌水灌這麼多是為了稅務獎勵金嗎？
傳統中華文化很重視持盈保泰、量入為出的精神，台灣的鄰國新加坡在平衡國家預算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國家預算的餘絀，除以該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即是一個關鍵的財政指標之一，多年來新加坡一直都是財政盈餘，當Covid-19疫情期間全世界遭逢一個從沒遇過的危機，新加坡可以用百分之十幾的GDP力量去挽救那兩個年度（109年、110年）疫情對企業及人民的傷害，來照顧它的人民。而台灣多年來幾乎都是財政赤字，疫情期間109年、110年，台灣財政盈餘也一直維持在負的3%、4%左右，但稅收近幾年卻年年超徵。
第三次國際人權兩公約審查會議，共同檢視此次結論性意見的結果，對照台灣人民面對的各種人權迫害實際現況，診斷台灣人權的癥結。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暨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景欽更為此次審查，打了20分的超低分數，呼籲人權唯有靠自己爭取，全民要繼續努力，好好監督政府進行改革。
課稅是對於人民財產權的限制與剝奪，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而法律規範之租稅構成要件，應遵守法律明確性原則。因此對於租稅的課徵一律均須由法律加以規定，形成「絕對法律保留」的嚴格要求。
台灣在106年施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原本希望能秉持「愛心課稅」的人道主義精神，達成徵納雙方共榮共存，以落實合理賦稅及人權保障，但多年來各界質疑聲浪不減，此法究竟是保護納稅者抑或保護稅官呢？
有「粉紅超跑」之稱的白沙屯媽祖繞境活動落幕了，在世局不安、疫情帶來經濟衝擊之下，人民尋求心靈慰藉，今年隨行人數創新紀錄，報名人數就高達11萬3千多人，空拍畫面更是看不到最後人潮，震撼人心。
以台灣製造業為例，最底層的勞工最有感經濟的不景氣，很多老闆都快要面臨「無薪」可發，有的甚至是直接請員工去找臨時工來做，真的「差很大」。不解的是，我們的政府竟然在111年還可以超徵 5237億！近九年來，共計超徵1兆6273億，還口口聲聲說超徵是經濟成長所致，真是不知民間疾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