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年出現大量民眾抱怨科技執法亂象：模糊標誌、被樹蔭遮蔽的告示牌、難以察覺的線條變換、突如其來的限速降幅……彷彿走在路上，不是擔心事故，而是擔心「被開單」。每年罰單量高達 1千6百萬件，申訴案件十年來更增加 2.5 倍，是民怨累積最直接的證據。
許多人將火力指向警察，但這其實是錯誤的對象。基層警察本身也深受制度之害，許多人甚至希望科技執法更透明，以免自己被誤解。真正的問題是：法規設計鼓勵「多罰、多設、多收」，造成整套制度不得不向罰單傾斜。
核心問題在於《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讓罰鍰成為地方政府與警局的可支配收入。這就像在政策裡放入一顆「財政炸彈」——只要開罰就會有收入，那麼「多開罰」一定會成為自然結果。
此外，科技執法缺乏透明的科學依據。例如：很多執法設備並非設在事故熱點、速度限制沒有附帶工程理由、執法前後事故率沒有公開比較、攝影機設置位置未經第三方審查、民眾申訴成功率高，代表取締本身有問題，這些問題讓科技執法失去公信力。
所謂的「台灣病」並不是抽象的宏觀經濟名詞，而是人民每天感受到的真實壓力：薪資停在原地、物價一路上升、房價遙不可及，而企業獲利與出口數字卻依然亮眼。台灣到底生了什麼病？其實，不需要《經濟學人》從遠方替我們診斷，也不需要政府端出一堆美化的經濟數據。走一趟菜市場、搭一次捷運、問問身邊朋友，你就知道答案：經濟不景氣、收入減少、薪資太低、物價與房價卻節節上漲。台灣的病，不是抽象的經濟學名詞，而是人民每天的真實不舒服。
主計總處公布的數據有一個殘酷現實：台灣所有從業人員的全年薪資中位數只有54.6萬元，意味著一半的人全年收入不到55萬。此外，有 68.7% 的從業人員薪資低於平均值，代表台灣不只是低薪，更是極度不均。一邊是科技業員工領著動輒百萬的薪水；另一邊是美容美髮等傳統服務業，中位數薪資只有38.1萬，差距如鴻溝般擴大。
《經濟學人》稱之為「台灣病」，點出的症狀包括低薪、高房價、消費疲弱；病因則指向央行長期壓低新台幣匯率，讓出口看起來亮眼，卻忽視人民收入停滯的代價。事實上，台灣製造業的出色成績，很大部分依靠匯率政策支撐；但同時，央行為了壓抑新台幣升值，大量買美元、放新台幣，間接推高房價、股市，形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青年越來越喘」的 K 型社會。
台灣許多縣市每年都會在預算書中，公開列入「預計罰鍰收入」，這看似常態，但實際意涵十分驚人：地方政府預期「今年至少要開到多少罰單」。當罰單被數字化、績效化，整套交通安全政策就會被帶偏，政府的目標不再是「降低事故」，而是「達成預算」。這不僅是公共行政的嚴重偏差，更是對人民信任的破壞。先進國家早已清楚意識到，罰單不能是財政工具，台灣應該學習。
警察被迫成為「實績員工」，政府該把績效從「開多少單」改為「事故降低多少」實際數據也證明了這種制度扭曲：多個六都的罰鍰收入連續多年達成率超過 100%——表示年度預算抓得非常準，甚至還能「超收」。但交通事故並未顯著下降，駕駛行為也未因此大幅改善。罰單只是越開越多，事故卻沒有同步減少，這代表執法與安全並未真正連動。
而在這個扭曲機制下，基層警察承受的壓力非常沉重。許多員警坦言，他們已經不是在「維持秩序」，而是在「完成任務」。部分縣市甚至出現隱性KPI，例如要求各所達成一定「取締量」，雖然未必以文字明訂，但大家心裡都明白，有些量是「一定要達成的」。這對警民關係造成嚴重傷害，民眾覺得警察在找機會開罰，警察覺得自己是被制度逼迫。雙方互相不信任，形成惡性循環。
許多無法源的獎金，如立委九A津貼、查稅獎金、檢察官獎金、甚至所有高官的特支費等等，都是違法編列的，沒有法源的獎金就是變相的貪污，領取者可能不知情，但編列者一定是巧立名目，讓大家以為是合法的獎金，這是更聰明的執法者知法犯法，從百姓納稅的錢中智取獲得的。
滿意度僅8%的前財政部長張盛和曾說「待遇不高，不足以養廉」，又說「現在獎金已經少很多，稅務人員形同減薪」，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氣死沒有獎金、低所得的小民，因為他們的老闆全都要防範低所得的小民會貪污。更誇張的是已往生前財政部長許虞哲說「要講人權就不用課稅了」，部長的人權觀如此的差，還用獎金利誘稅官不用證據、自己認定所得性質就能開出稅單，這讓百姓如何面對呢？繳了也不是、不繳也不是，但面對行政救濟的高難度勝訴，絕大多數的百姓就無奈的繳掉算了！
侯寬仁檢察官起訴如此多的案子，最終當事人都獲判無罪，有的當事人甚至還獲得國家冤賠，這樣違法濫權的迫害人民，這麼明顯違法濫訴的檢察官，是不是應該也要來查查啊！讓如此違法的檢察官繼續濫權下去，有的只是更多受到迫害的人民，是不可能有什麼好的起訴品質、與好的檢調做為，更有甚者，竟還能用起訴書令國稅局開出萬年不死稅單，讓百姓噩夢連連，也讓監察院對違法濫權的公務員淪為消極的彈劾及糾舉，無可奈何！
近日有一則新聞令人關注，被金氏紀錄認定為「全球關押最久死囚」的日本88歲男子袴田巖，已服刑48年「很可能坐了冤獄」，靜岡地院去年進行再審，於今年9月宣判結果。當年他因為強盜殺人、縱火以及竊盜罪嫌被逮捕，警方使用暴力威脅，不給水甚至不讓他去廁所，連續20天的馬拉松式審問，由於他始終否認犯案，警方甚至用大罵、棍棒毆打方式折磨他，袴田巖內心防線最後終於被擊潰認罪。但開庭審理時，袴田巖當庭推翻供詞，否認犯案，他堅稱遭到警方用可怕手段刑訊逼供，他才會崩潰認罪。
熊本典道是當時審判的法官之一，始終堅信袴田嚴無罪，他認為警方透過強制、脅迫與長時間訊問的非法方式取得「自白」口供，不得成為證據，但另外兩位「法官前輩」認為袴田嚴有罪，熊本典道無奈之下屈服。然而這個冤判也造成熊本典道良心譴責，離開法界甚至成為流浪漢，直到2007年才將深藏心中40年的「秘密」公諸於世，成為當年日本最轟動的司法新聞。
台北前天發生隨機殺人案，廢死議題再次浮現，現在是變本加厲，對不喜歡的法律，人不夠沒有關係。黃國昌指出，無期徒刑不得假釋這件事情，去年在大法官實質廢死了後，鄭銘謙說會在最短時間內提出修正案，但今年年底都已經快過了，東西在哪裡？但為了等法務部而躺在那邊，當執政黨擺爛的時候，在野黨要負責撐起這個國家，不要再等了!更不要說司法改革了！
稅改革也是一樣，稅務人員專業養成不足，竟然出現國稅局讀法都讀錯的糗事，更遑論「守法」！針對國稅局法律解讀能力的不足，專家學者都憂心忡忡。畢竟，正確解讀法律是守法的前提，連基本法律都讀錯的行政機關，如何期待其能依據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來依法行政?由於函釋和新聞稿畢竟不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可能隨時因為財政部的變更函釋或另一紙新聞紙就產生變動，國稅局硬拿惡法來操弄及嚇唬守法的納稅人，居心何在？
世界文明國家視極端不正義的法律不成其為「法律」，亦即「惡法非法」。在台灣的法律、稅法等在經歷從大陸遷台，到戒嚴、解嚴等以至於今天，修法是永遠趕不上時代的變遷，留下了許多舊時代的惡法，官員不立即提出修法，仍然無情的向百姓表達「惡法亦法」，張盛和說待遇不高不足以養廉、許虞哲說要講人權就不用課稅了，這是惡部長的惡人權觀。
千稅萬稅國稅局萬萬稅，國稅局最後終於露出馬腳來，原來是「獎金」在作怪，故意將有利於人民的證據都隱藏起來，才有搶奪民財的機會，日思夜想的「獎金」才能安全落袋！官員們這種天真的想法，真是見笑；或許也擔心東窗事發時難逃刑責，以及誘人獎金將付諸流水，只好卯勁來個「死不認錯」，這害死百姓的稅單就開到底了，唉！可憐苦上加苦的百姓！
財政部就是把人民當成一群鵝，不斷地拔鵝毛，所以稅收才不斷地創新高，超徵也是創下歷史新高。韓國、香港、新加坡都曾經把超出的稅收還給人民，財政部卻以還債為由不發給人民，不僅在呼嚨人民也在呼嚨總統。在財政部官員眼中，人民成了他們的績效，所以行政救濟、賦稅人權，從來都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這才是超徵最可怕的地方。110年的稅收年增率是18.6%，創35年來新高，35年前臺灣還是錢淹腳目的年代，但現在人民大多是月光族，為什麼財政部還可以課這麼多稅？這是稅制還是稅官太苛了？
29年來，國稅局持續的用國家機器欺凌一個崇尚愛與和平的武術修行團體，也用同樣手段不知霸凌了多少百姓，戒嚴時期不合現今民主、法治、人權、文明的惡法至今仍不修改，只道「惡法亦法」來坑殺百姓，例如罰鍰是論倍的罰，欠稅可以管收、限制出境，這都是嚴重的違憲執法。惡法亦法也就罷了，更有甚者，國稅局竟能沒有證據，不用調查就開單課稅了，這讓百姓永遠是輸家！
一股破壞性很強的稅制，就是戒嚴時期留下的毒稅制竟然沒有改革，繼續侵蝕著人民的財產，如百姓辛苦工作薪資所得要負擔台灣所得稅收七成以上的稅收，讓百姓有被劫貧濟富的感覺。其次，財政部國稅局為了鼓勵稅官查稅，提高稅收，制定了美其名的「稅務獎勵金」，之後雖然輿論四起，立法院三讀廢除了稅務獎勵金，財政部仍然每年編列沒有法源的奬金，讓稅官恣意的濫開稅單，開錯了也不會被處罰，創造了年年破紀錄、超徵千億元以上的稅收，以致年年增加的稅災戶無以計數，人民能不怨聲載道嗎？
稅務官員不依法行政，濫開的稅單，造成烏龍稅單滿天飛，行政救濟又失靈，「惡法」人民要先繳三分之一的稅款才能申請復查，否則就任由國稅局宰割，竟然立法院接受財政部建議「維持原條文」，國稅局違憲留惡法戕害人民，立院竟然同意幫兇財政部，讓人匪夷所思。
前財政部長張盛和卻全力為查稅獎金護盤，真是丟臉，顯現出財政部長最齷齪的人性「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也突顯最官僚的作風「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有這樣的財政部長不覺得丟臉嗎！能讓百姓不生氣嗎！稅官為了獎金浮濫開單，是積習已久的官場「獎金分紅」文化，依官階大小，官位愈大分的愈多；官員為了既得的利益，當然要全力護航，利用獎金「合法」地去賄賂自己的部屬，努力去查稅濫開單，開單愈多獎金相對愈多，何樂而不為？
過往檢察官辦案只在乎「起訴 不起訴」，久而久之檢察官就成了辦案的機器，真正能深入調查案情者幾希？也因為如此檢察官更是擴張自己的權力。有些恐龍檢察官會因當事人不配合其引導的筆錄，而當面摔卷宗、辱罵、威脅家人等等，造成當事人得恐懼不安，甚至噩夢連連。篡改筆錄也是這類檢察官常用的伎倆，「馬案」因侯寬仁檢察官竄改筆錄，這是最經典的；違反證據法則，這是造成冤案的罪魁禍首，這種違背良心的作法，怎不怕天譴呢？強行逼供，草菅人命，真不知冤案如何善了？
97年前財政部長張盛和，承認早期在查稅獎金取消之前，每個國稅局局長都可領到100萬元。102年立委主張刪除財政部1.5億稅務獎勵金，張盛和還大言不慚「待遇不高，不足以養廉」。重賞之下，是否導致執法天平失衡？已故前財政部長許虞哲竟說：「考量租稅人權，那乾脆都不要課算了。」當然有心官員「巧立名目」造就了國稅局的萬萬稅，成就了稅官領了「非法獎金」，官員「油水水」、老百姓卻「苦哈哈」；多位公眾人物藝人因「執行業務所得」，被國稅局曲解為「薪資所得」，被報導欠稅不良示範，誰知道稅官們認真的「執行業務」是為了「不法獎金」，這是腐蝕人心最大根源，到底不法獎金落誰口袋？
很多的司法案件在檢察官偵辦之始到起訴，是百姓司法人權被凌虐之時，起訴之後又是另一惡夢的開始，恐有近一半被告經十數年人生虛耗，結果獲判無罪，這浪費多少國家的司法資源，被戕害的人權無以書表。政府的人權白皮書，建立不適任檢察官淘汰機制，一直遲遲未有作法，希望能搭上「法官法」的便車，對人權有更多的保障！反觀日本檢察官起訴的定罪率幾乎達百分之百，其用心、專業與守法，及人權的保障，值得台灣借鏡。俗語說「一世為官 九世牛」，公務人員更應奉公守法，而非濫用職權、戕害正義，徒令百姓不信任司法。
「司法為民」不是口號，法條千千萬萬條，就如國際人權兩公約都已國內法化，而法官判例的引用卻僅0.0079%，實令人訝異！前台大退休教授陳志龍認為台灣司法沒有感受人民的夢想及恐懼，司法應該是保護百姓的。希望監察院可以揪出司法酷斯拉－恐龍法官，不要讓牠繼續吞噬人民的基本權利。
台灣與歐美的文化背景不同，歐美民主人權國家多是20%、30%的罰鍰，1倍以上的罰鍰已是很重的處罰了，台灣高達 2.5倍罰鍰恐怕是全世界最重的稅務處罰了！國稅局以判極刑的心態對付百姓，就是強奪百姓財產。所以已上路七年多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要保護納稅者的納保官，由國稅局最資深的稅務官遴選，完全跳脫公平公正中立的立場，繼續上演著「球員兼裁判」伎倆，可憐無辜的納稅者要面對「請狼牧羊」的淒慘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