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保母虐童致死事件引發了全民的怒火，立法委員認為現行作法「道德風險太大」。一方面，兒盟成功出養一個兒童可以獲得至少10萬元，而在國外這一數額可達8千美元（約合新台幣25萬元），這是否會影響對「安置」或「出養」的評估？另一方面，凱凱原保母月薪3萬元，而後來的恐怖保母只要2.6萬元，是否為了節省保母費而影響了對適合性的評估？

事實上，類似的案例在18世紀英國也曾發生過。當時英國政府雇傭民間船家將罪犯送往澳大利亞，然而由於船上的食物、飲水及衛生條件不足，導致犯人運送的死亡率高達12％至37％。為改善這一狀況，政府派遣官員與醫生上船監督照顧，但船主為謀利益，賄賂官員、收買醫生，甚至導致一些官員或醫生喪生。後來，議員提出了新方案，改為在澳大利亞抵達後，按人數支付費用，船主因此提供更好的照顧以避免損失。結果，死亡率明顯下降至1％至1.5％之間。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制度的設計應該規避人性上的風險，特別是涉及金錢的情況。筆者不理解為何台灣習慣使用績效獎金、檢舉獎金的做法。雖然這種做法在企業上被廣泛採用，但由於公共部門在「執法」與「行政」上應嚴謹中立的特性與必要，特別是以獎金為誘因卻沒有制衡的做法，所引發的道德風險更難以想像。

例如財政部門的「稅務獎勵金」與「檢舉獎金」，民間單位提出「稅務員開稅單有獎金，開錯稅單卻不用負責」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主要是台灣的行政訴訟中，以稅務訴訟案件最多，而行政訴訟案件中，人民的勝訴率低於6％，立法委員賴士葆曾質詢財政部長，台灣人民與政府打官司，要連闖兩關取得最高等行政法院的勝訴機率僅有千分之3，幾乎為零。如此的設計，我們幾乎可以說「稅單一出，騎馬難追」。人民的財產保障與納稅人權益，在獎金的拉力與救濟無門的推力之間，還可能存在嗎？

眾所周知，112年台灣的GDP創14年來新低，但稅收竟超徵了3,860億。執政者灌輸給人民超徵是盈餘，是經濟紅利，真的是這樣嗎？

比較陳水扁（3,500萬件）、馬英九（4,300萬件）、蔡英文（8,900萬件）三任總統的「欠稅欠費遭強制執行」案件數量，發現蔡英文總統時期成長了105％。當人民的財產遭到拍賣，這絕對是一個家庭的不幸，也是人生的不幸。因此，當我們為財政部的績效鼓掌叫好，或者討論如何共享所謂的超徵紅利時，或許我們更應該共同思考「超徵」與「稅務獎勵金」、「檢舉獎金」、倍數增長的「強制執行案件」之間是否也存在著罪惡的因果關係。顯然不只虐童案公部門，造成稅收超徵公部門的績效制也存在極大道德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