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高雄國稅局簡任稽核黃坤光表示，所有執法者必須掌握調查犯罪證據，不能介入犯罪證據之產製（無罪推定原則），否則即是枉法栽贓。他指出太極門被非法課稅案，是檢察官逕自以犯罪調查，卻於派查當日即先斷定，再抹黑製造假證詞，存款餘額僅61~62萬元，卻於起訴書誇大5000倍為約32億元補習班學費，公布於媒體，製造逃漏稅假象，所有租稅構成要件都非法定之自擬虛構；且6年度中，5年度補罰金額已更正為零，僅留81年度，但去年行政執行署卻違法拍賣太極門土地。用專責查核大額逃漏稅人員從未聽聞之違法查稅手法，既逾越了部會職掌，更毀壞法治及依法課稅原則，造成強徵民產。

 

檢察官淪為統治者工具？

台灣北社理事陳逸南指出，由台灣的政治演變，發現台灣的檢察體系有問題，檢察官不是公義代表人，而是統治者的工具。檢察官要負責維護治安、保障人民的自由財產，甚至國家的安全都要注意，所以檢察長當然是很重要的人，如果這個人本身不正，他底下的檢察官會更亂。

德國歐斯納布魯克大學駐台教授連福隆談到，把檢察官、檢察長納入行政系統，是所有獨裁者最想做的事。當初侯寬仁檢察官以製造假案來陷害太極門是受到行政首長的指揮，利用行政權的檢察官，以司法權查封、凍結財產。自98年後引進兩公約，把兩公約變成國內法是人權憲法，其位階高於法律，規範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都必須變成人權機構，保障人權。檢察官是要保障人權的憲法機構，才是改革最重要的目的。

誠銓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陳祖祥表示，檢察長須要具備「三要、三不要」。其中三要，是要公正，不能結黨形成派系問題；二要不能揣摩上意，而是根據證據與法律起訴辦案；再來要有勇氣，不要有英雄主義利用媒體愛出風頭。然而有些檢察官喜歡標榜英雄主義，發新聞稿說兵分幾路，搜索幾個點，帶著大批的媒體做現場的SNG採訪，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也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他認為檢察官有這樣的行為是非常不恰當，更不是適任檢察長的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