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對檢察官的事後究責機制之無效性

一、濫權追訴罪之難題

  對於檢察官濫權訴追的事後究責條文，最主要為刑法第125條第1項，尤其是第3款的濫權起訴或不起訴罪。惟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濫權追訴罪的成立，卻有相當嚴格的要件。

  首先，就客觀要件，雖規定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惟是否真為濫行起訴或不起訴，必然得等案件確定後，才足以得知。甚且就算最終被告獲判無罪，也未必代表檢察官濫訴，這是因此罪成立乃限定為確定故意，故即便檢察官未能確實顧及被告有利之事實而起訴，亦僅能論以過失或不確定故意，亦難成立此等犯罪。而要件會如此嚴格的原因，即是在保障檢察官能無後顧之憂，並能因此獨立行使職權，只是如此的目的，卻也因成立要件嚴苛，致難對檢察權的濫用為有效抑制。尤其在司法實務，針對此罪的被害人，又採取嚴格解釋下，更使此罪已形同具文。

二、追訴權時效已過之問題

(一)刑事追訴權時效之目的

  刑法之所以要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其目的在於國家的追訴權，若長久不行使，即便犯罪人得以逃脫追訴，卻可能時時惶恐不安，已形同一種煎熬與處罰，基於使犯罪人改過向善的目的，自然不應再對犯罪人為訴追。其次，若國家訴追權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而難以審判。所以基於法安定性的考量，自必須使國家的追訴權喪失。

(二)時效起算之荒謬性

  太極門案經三審判決無罪確定[1]，此案被告並因此獲得冤獄賠償後，針對濫行追訴的檢察官，勢必得為究責。惟關於刑法第125條第1項的濫權追訴罪，在本案尚未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即便被告為告訴或告發[2]，亦可能因案件仍在審理，而無從證明檢方是否濫訴，被以行政簽結的方式終結，則只有當被告受無罪判決確定後，才足以證明檢察官有成立此罪之可能。

  而若等無罪確定後才提告訴或告發，卻可能因案件審理時間可能相當漫長，甚或檢方不斷提起上訴，以來阻止案件確定下，而因此逾越了追訴權時效，即便有罪，恐亦無法訴追，如此的困境，亦凸顯在本案中。所以，針對檢察官濫訴之行徑，基於上述原因，根本無法於判決確定前提起告訴或告發，而讓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再加以此類行為乃屬於檢察體系內的犯罪，檢察官雖為偵查與訴追主體，卻不可能主動偵查此種案件，更遑論起訴下，自無法依據現行刑法第83條第1項的規定，而讓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則隨著審判時間的拖長，當受冤屈者無罪判決確定之時，追訴權時效實難有不過之理，所謂冤罪究責，又再次淪為空談。

  故司法實務如此荒謬的見解，只突顯出司法體系自我防護、自我掩飾的弊端。而在刑事究責不能，僅剩下行政懲處的手段時，又得受限於法定十年的懲戒時效，只是在我國審判期間動輒超過十年下，如此的懲戒時效，無異是對司法人員違法濫權行為的保護傘，並於太極門案裡顯露無遺。

 

肆、刑事處罰與行政徵稅的雙重處罰之重大瑕疵

 一、起訴書被當成是課稅證據之重大瑕疵

  而在太極門案裡，在檢察官為刑事訴追同時，還要求稅捐機關同步為課稅，如此的措置，實已嚴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雙重訴追禁止等原則。因在現行法制，合法收入為課稅、不法所得則用沒收，兩者不能併存，也是一行為不二罰的重要表徵，惟於太極門案裡，卻是兩者併行，甚至在刑事判決無罪確定後，稅務訴訟仍纏訟至今，致使此案，又再將我國稅務制度的種種弊端，給完全顯露出來。

二、行政訴訟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重大瑕疵

  而在進入行政訴訟後，這不僅已存在刑罰與稅罰併存的雙重處罰，且法院卻將之切割成數案件處理，這明顯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因此行政訴訟的爭點，不在每個年度要繳多少稅，而在敬師禮，是否該課稅，至於其後續行為，雖在客觀上是每個年度計算，但卻有連續性，致應在法律上當成是同一事，若依據年度切割為數案，就明顯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如此的切割，若針對各年度的認定相同，問題尚不大，但在太極門案的行政訴訟之確定判決，卻僅有一年度認定要課稅，其他年度，甚至到現今，也未有課稅問題。如此的結果，實屬於同一案件的判決矛盾，致屬於判決絕對違法，致得對課稅確定的年度，聲請再審，只是如此的救濟，卻有極大的障礙。

三、對於同一案件認定違反一事不再理之重大瑕疵

(一)同一案件的曲解

  在訴訟法裡，針對屬同一事實之案件，一旦被起訴，即會產生一事不再理之效果，即在裁判尚確定前或確定後，不得再針對同一案件進行起訴。故關於是否為同一案件，於訴訟法裡，就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

   由於行政訴訟，多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是否屬於同一案件的判斷基準，自應以民事訴訟法為依歸。而是否為同一案件的判斷，除從主觀，即當事人是否同一外，就是客觀範圍是否相同，致必須以訴的聲明與訴訟標的為比較[3]。

  惟就行政訴訟裡，關於撤銷訴訟之場合，行政法院雖依據行政訴訟法第195條第2項，變更原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但證諸現實，行政法院仍只是將原處分撤銷，並要求行政機關另為處分。如此的結果，就使行政機關再針對同一案件進行調查後，而再為相同之處分，致使撤銷判決的既判力流於形式。同時，也因行政機關重為處分，就使相對人必須再為行政救濟，即便再次遭撤銷，亦因行政法院不自為判決之故，致使人民被送上絞肉機般，不斷被凌遲，於太極門的稅徵救濟案件，即是一顯例。

  而如此陷入無盡訴訟輪迴之夢魘，早已無法滿足憲法訴訟權保障之要求，人民只能保證司法審判的公正性。惟行政機關針對同一事實所為的處分，即便經行政法院撤銷確定，但因行政機關重為處分之故，故當人民聲請行政救濟時，就會被認定與前案非屬同一，則前案曾為審理的法官，若又再審理同一事實之案件，因在形式上屬不同案件，就被認定無庸迴避，致使此等制度被完全架空，不僅行政救濟落空，所謂司法公正性，也將因此無從保證。也因此，關於行政訴訟的同一案件，就應從事實是否同一為基準，而不應僅以行政機關所為的不同處分為認定。

(二)多重不迴避致侵害審級利益之重大瑕疵

  迴避制度既然在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及保證司法的公正性，故只要具有法定應迴避之事由，就應自請迴避。昔於太極門案件裡，由於對同一案件認定採形式、而非實質認定，且對於前審亦沿襲現有侵害人民權利的下級審見解，致使曾經審理的法官，完全無庸迴避，則在難以期待法官自我糾錯下，遭法院不利對待的結果，也屬意料之中。這就使聲請人第一審的行政訴訟權，因此流於形式，致於實質上少了一個審級利益。又曾參與下級審但未為實體判決的法官，於最高行政法院也不迴避，且在其僅為法律審的情況下，也等同此案當事人的審級利益，完全被侵蝕殆盡。

四、重大瑕疵致行政處分

  針對太極門案的徵稅處分，因從一開始，即存有刑罰與行政罰同時倂存，即一行為二罰之瑕疵，再加以刑事無罪確定後，纏訟至今的行政訴訟，更是多重之處罰，而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即有重大明顯瑕疵之無效處分。故就救濟途徑來說，就必須提起確認自始無效之行政訴訟來救濟。

伍、結論

  國家的存在，是為人民謀福造利，只是纏訟三十年的太極門案，卻歷經刑事與行政處罰的多重侵害。而面對如此的對待，行政機關本應依據職權來翻轉這些侵害人權的處分，卻一直不為主動，就只能由人民自行利用不斷地訴訟來自救，這對一直以人權立國自居的執政者而言，實屬極端諷刺。也因此，只能再由人民進行另一波的行政訴訟程序，以來因此改革司法與稅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