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N記者 洪成濤撰稿）半世紀前，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美國華盛頓林肯紀念堂發表演說「I have a dream」，這場演講促使美國國會通過《1964年民權法案》，結束了自立國以來長期的黑白種族隔離政策，至今這篇演說仍繼續影響著美國、甚至世界的人權發展。
談法論稅
每當選舉快到的時候，朝野討好選民的一些政策或政見就會紛紛出籠，例如五月一號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通過了號稱是史上最大加稅案的「財政健全方案」。從歷史上來看，每次的加稅案件都不出選舉期間，在李登輝總統時推出一個「期交稅」，林全擔任財政部長時提出「最低稅賦制」，前財政部長李述德時期推出一個「奢侈稅」，但是前幾次的加稅所預期可加徵的稅收都不及這次的「財政健全方案」，現任財政部長張盛和號稱可以為國庫一年增加650億的稅收。
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運發生史無前例的大學生隨機殺人事件。這個喋血案件震驚社會，造成極大衝擊，不僅是造成受害者家庭天人永隔，社會也彷彿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陷入集體懷疑不安情緒中。大家無法理解也不敢相信，原本是上百萬通勤族平日信賴的通勤工具與空間，竟瞬間成為危機四伏的修羅戰場。因此，頓失安全感的社會大眾，透過各式媒體網路平台，狂熱探討這起殺人案件發生原因，企圖找尋各個蛛絲馬跡。似乎認為只要找到一般人可理解的犯罪成因，將犯罪原因類型化或標籤化，便因此可以找回社會的安全感，回歸原本的生活秩序。
黃俊杰（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特聘教授）
許多刑事案件，由於檢警調單位認定犯罪嫌疑人同時涉嫌逃漏稅捐，而將偵查或調查資料移送稅捐機關。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者有無犯意及是否符合課稅構成要件，是否得僅依據刑事調查機關之移送書或偵查所得之證據，即作為課稅或裁罰處分之基礎。
古代民告官，難如登天，據悉大清律例規定，民告官，如子殺父，先坐笞五十，雖勝亦判徙二千里……。民主法治的現今呢？民要告官，就打行政訴訟，只是打贏的機率有多少？根據統計稅務爭訟是行政訴訟的最大宗，但人民的勝訴率不到百分之十，即使打贏也不能算是真的贏，因為法官判決撤銷原處分後，竟又發回稽徵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案件等於又回到原點。待稽徵機關重核復查又開出稅單，人民不服，必須重頭再提訴願、打行政訴訟，無疑是沒有止境的行政救濟輪迴。
憲法明文保障人民訴訟權，但是在等同「敗訴法院」的行政法院裡，法官不是人民的「包青天」，反倒是偏袒行政機關的「包公」，司法如何能贏得人民信賴？
有權利必有救濟，有救濟斯為權利，這項法律原則是人民憲法上訴訟（願）權的核心內容，不容剝奪。為何在國內，行政法院被稱為敗訴法院、或駁回法院？而訴願制度被譏為只是擺著好看？現代法治國「救濟制度」是人民權利保障之基石，若救濟制度無法有效運行、增設過多限制、或無法終局解決人民紛爭，則形同虛設之空中樓閣。在我國行政救濟制度中，包含須具備高度跨領域專業性之「行政訴訟」，以及在行政體系內有自我審查之「訴願」制度，因為資訊、專業及權力關係懸殊，敗訴駁回率甚高，常有令人民不得其門而入之感受。
（WPN記者 楊棋一）台北律師公會一場「人權、正義與司法改革」座談會，桃園地院錢建榮法官提到，他在臉書上看到林益世先生說，張顯耀先生現在不是被認為是匪諜嗎？政府每次都這樣，對本省人就說他是台獨，對外省人就說他是匪諜，就用這種方法……。台獨或匪諜，是對一些有某種社會影響力的人，對一些較下層階級呢？錢建榮表示，就是冠上流氓罪名，檢肅流氓條例常成為打壓對手的法令，這種為了維護政權而侵害人權的辦法，真的是有夠太狠了！
民眾應具備何種的防災素養才能預防或將災難的傷害減至最低？
民眾對於專業救災人員的服從與尊敬，不應該在悲劇發生之後，而是應該成為全民的防災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