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稅季中，租稅人權再度被社會高度檢視，從法務部加強420萬欠稅戶的強制執行案，到5月1日公佈欠稅大戶名單，國稅局不斷運用媒體將欠稅人塑造成「全民公敵」，而模糊了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也有「依法」主張自身人權保障的權利。按納稅是人民的義務，但稅務的課徵是否合法、合理，與人民財產權息息相關，司法院長賴英照也表示「人民對稅務事件權利保障的觀念，已日益深化，所以能積極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聲請大法官解釋，維護自身權利。」蘇友辰律師曾提出三項建議，包括大法官應守護憲法原則、消除違憲稅法及行政命令，各審行政訴訟法官應去除護稅本位主義，堅持本於法理情為公正審判及財稅公務員應本於同理心，避免為追求績效獎金玩法弄權，以萬年稅單窮追不捨，陷人民於痛苦深淵。遺憾的是，行政法院法官的「自由心證」卻成了租稅人權迫害的一大推手。
2009年12月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在國內法制化，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第3款規定，為維護審判中被告有一定程度之保障，需擁有立即受審的權利。立法院謝國樑、趙麗雲、陳秀卿、朱鳳芝等26位委員，為保障人民有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訴訟權利，落實妥訴審判，避免人民訟累，及時實現公平正義，擬具「刑事妥速審判法草案」，並於2010年4月下旬三讀通過，有人認為速審法是「曹興誠條款」，也有纏訟30年的被告反對，認為如果當時有速審法，他可能早就被判有罪定讞，無法在最後獲得清白；甚至檢察官和民間司改會也一致質疑速審法草率。回到問題的原點，那就是案件一拖再拖，到底是檢察官還是法官造成的呢？
其實，台灣司法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審判前「偵查程序」的遲延，而是案件進入法院後，「審判程序」的遲延才是真正的問題，以致長期纏訟戕害人權，遲來的正義在無法回復當事人權益下已無正義可言。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檢察官的偵查草率，以致案件起訴到了法院審理後，在一審階段法官還必須就檢察官沒有偵查清楚的部份，再進行所謂的「蒐證」，長此以往也就造成法官斤斤計較於犯罪細節的現場還原，在不疑處有疑，案件當然遲遲無法確定；加上檢察官的起訴書都會「具體求刑○年○個月」，也影響了法官「獨立」審判的心證，這也是延遲審判的另一因素。就體制功能的制衡機制上而論，檢察官偵查案件應就當事人有利、不利方面均調查具體證據，提供法院法官來審理。在案件尚未經過審理、審判前予以「求刑」，即已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是違憲的，難怪蘇建和對立法院三讀通過速審法不大領情，還說：「與其制定速審法，不如徹底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這才是台灣司法長期為人詬病之處啊！
目前台灣一審為「事實審」以事實真相、雙方舉證內容，適用相關法律做出審判；二審為「事後審」，也就是「事後審查審制」，認定一審判決是否妥當、有無暇疵；三審為「法律審」，不再做一、二審法官之事實調查，只檢視判決所適用之條款是否有問題並做出判決，此設計的基本精神是為了讓案件都能妥善地得到審判正義。一二審法官可有自由心證，但不得違背常理、邏輯、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尤其第二審，為免一審調查有所不清或有冤抑，二審法官要更資深、更有經歷，而且更講究證據。依據刑事訴訟法161條第一項即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及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2項之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因此要做為裁判的證據，不僅要有證據能力，更要經過法定的方法調查。監察院於民國九十二年初公布，由監察委員張德銘、李伸一、古登美、黃勤鎮、謝慶輝、廖健男等六人共同組成的專案小組，提出「法官及檢察官辦案濫用自由心證情形專案研究調查」，報告結論指出，監察院就司法官濫用自由心證情節重大者，應改變以往僅就司法官風紀私德違失彈劾的消極作為，積極介入攸關人民權益的司法官心證濫用違失責任，應予調查追懲，未來監院司法委員會審查案件報告時，如涉有濫用自由心證事實者，除了為當事人函請最高檢察署研提非常上訴外，將另案派查，由此可見在無罪推定原則下，證據法則的嚴謹是很重要的。
行政法院與刑事法院都是司法機關，在刑事案件中有所謂的「毒果樹理論」，是說有毒的樹所結的果子也是毒物，也就是未以合法程序取得的證據，是不具證據能力的，如果檢察官以非法手段，諸如誘導訊問、強迫脅迫、恐嚇欺騙的手段所取得的供詞或證物，不得據以起訴當事人，而且法官也不得採認這樣的證詞、證物而判被告有罪，這就是所謂的毒果樹理論，因此「無稅推定」、「無罪推定」原則，同是人權保障上一項很重要的基礎，故均應適用於行政法院。關於「自由心證」在刑事訴訟中已有規範，不符自由心證原則者即為「毒樹」，其所判定的結果是為「毒果」自然無效，不得採認，但在行政機關的作為上卻異常落後，尤其是租稅爭訟案件，行政法院一向有敗訴法院之稱，其最大的不公在於官官相護的弊習。由於人才不足，行政法院法官是從普通法院調過來，甚至有等退休的心態存在；也有因為行政法院的法官不懂稅，在職進修時的講師都來自國稅局，試問，「哇您老師！」此等「以吏為師」的情況下能有客觀公正心證可言嗎？
在民主自由的國家都說人民是頭家，如今的台灣人民卻只有在「選舉」那天才是頭家，平時卻好像是政府的「提款機」，沒有依法實質查核就浮濫開單，到了行政法院法官有心證權利，但沒有遵守經驗法則、常理、邏輯、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判決錯誤，最高行政法院甚至有因循苟且，是非不分，未發回重審而逕為違背職權的逆轉判決的情事，即使發回，仍照原來的判決，官官相護，百姓一直敗訴，即使贏了，判決書也會加上「由原機關另為適法處分」的內文，因此國稅局又可以再次藉以違法開單，玩數字遊戲，加加減減少一點，百姓不服再提起復查、訴願、行政訴訟，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人民請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法官說律師不懂稅，人民請會計師為訴訟代理人，法官又說會計師不懂法，即使陳長文，理律事務所一百多位律師，是最大事務所，懂稅也懂法，還是輸，全由行政院法官的自由心證及國稅局的重核複查決定而翻雲覆雨，讓萬年不死稅單陷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境地，如此嚴重的人權與法制問題還能不改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