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兒虐案引發的刑事歸責爭議，在社工界觸發強烈的集體焦慮。台灣社工教育學會、公益團體自律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9日共同舉辦「誰來保證社工？談社會安全網中社工的法律權責與專業邊界」論壇。論壇最後總結指出，應建立跨系統分工與理性究責機制，為第一線社工建構合理的法律防禦邊界，以維持社會福利體系的穩定運作。

與會的法律及社工實務專家由剴剴案涉案社工的案例出發，分別由法律和社工實務的觀點，討論社工是否具備法律上的保證人地位，同時此案例的判決結果不僅關乎個案，更將成為社工專業發展的風向球；若司法判決未能釐清權責邊界，致使法律在系統性失靈時過度歸究第一線人員，恐引爆社工「出走潮」，導致社會安全網人才斷層及體系性崩解，進而損害整體受服務對象之權益。

釐清保證人地位：社工專業本質在於「協助」而非「保證」

針對檢方傾向於社工「保證人地位」的現象，台大法律學院院長王皇玉教授並不認為社工有保證人地位，以虐童案為例，若社工已依制度轉介給有證照的保母，即可合理信賴其專業，保母故意傷害，則應由行為人自己負責。另外，刑法責任須以「預見可能性」為基礎，且法律判斷應回到行為時點，而非受事後輿論影響擴張責任。即使社會高度重視兒童保護，過度咎責亦未必有助問題解決。

中正大學法律系盧映潔教授則透過德國案例對比指出：根據台灣的規範，兒童出收出養的訪視社工，並非共同親權承擔者，也無法介入兒童家庭生活成為「實際保護承擔者」提供密集的照顧與陪伴。若要課予社工刑法上的保證人地位，必須仿效德國社會法，由法律明確將國家的保護義務授權給社工(行使公權力)，並賦予社工足夠的「權限與能量」來進行密集的照顧與陪伴。沒有相應的權限與能量，就不應課予刑事責任。

實務現場困境：制度漏洞不應由個人承擔

暨南國際大學汪淑媛教授則從社工本質指出，社工的角色是協助者(helper)，如果社會一味期待社工要「解決」所有問題，甚至要求社工必須為協助對象負起全責，這會為社工帶來巨大的無力感與失能感，不但削弱服務效能，更會嚴重傷害社工的心理健康。尤其在重大事件後對整個社會的替代性創傷，不應任由社會創傷流於對立與指責，而應將這些創傷轉化為「正向的反思與實踐力量」。

在出養社工的實務操作上，師大社工所兼任副教授賴月蜜解析，社工雖有標準化流程，但在「剴剴案」發生前，出養前的短期安置是被排除在政府的安置資源之外，形成制度漏洞。賴月蜜表示，刑法上的「不純正不作為犯」成立前提在於行為人具備「保證人地位」，即對結果發生有法律上的防止義務。而刑法保證人地位的重點在於「密切照顧」，但出養社工每月訪視一次的頻率，並不屬於密切照顧範疇。尤其刑法不容許『連帶責任』，面對他人的惡意凌虐，若以一般人標準來看社工並無預見可能性，就不應課予刑事責任。

權責邊界不明：基層社工深陷法律風險

北市社工工會副理事長沈曜逸直言，基層普遍深感司法體系對社工實務缺乏了解，擔憂專業邊界最終全憑檢察官與法官單方面說了算。他指出，檢方傾向將社工過往跟外婆與保母的契約，論述有保證人地位，並拿服務手冊等內容，錯誤論述社工該注意的義務。因為許多社工的日常工作情境與涉案社工極為相似，深怕自己成為下一個被究責的對象。

結論：建立跨系統分工與理性究責機制

論壇最後總結指出，社會安全網的建構乃基於「水平分工」而非「垂直監督」，應建立跨系統分工與理性究責機制。當憾事發生時，社會應反思系統性問題，而非尋求「刑罰治百病」的即時慰藉。與會專家一致呼籲，未來應加強法律界與社工界的對話，確保司法判斷能理解專業實務的極限，為第一線社工建構合理的法律防禦邊界，以維持社會福利體系的穩定運作。

【記者 陳亦真整理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