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
作者介紹
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1955年6月14日生於羅馬，義大利社會學家。他創立了新興宗教研究中心（CESNUR）並擔任主任，該研究中心為研究新興宗教團體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國際網絡平台。英特羅維吉教授在社會宗教學領域著有大約70本書及100多篇論文，也是《義大利宗教百科全書》的主要作者。與此同時，他是《跨學科宗教研究期刊》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也是加州大學出版社《新宗教》雜誌的董事會成員。2011年1月5日至12月31日，他曾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打擊種族主義、仇外心理以及歧視（尤其關注對基督教等宗教團體成員的歧視）的代表」。2012年，他出任宗教自由觀察站主席，該組織是意大利外交部為了監督全世界宗教自由問題而創立的。
時至今日，距太極門案發生至今將近三十年，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個案件時，卻面臨一個弔詭。台灣是一個民主制度穩固的國家，一個在東亞最成功地從威權統治走向多元治理的社會之一。其憲法保障宗教自由、良心自由與結社自由；法院獨立運作；公民社會蓬勃發展。
然而，太極門案至今懸而未決——一道未癒合的傷口，一個官僚惰性的象徵，也是一個提醒：威權主義的遺毒並不會隨著政治體制形式的改變而自動消失。這個案件的持續，促使我們回望歷史，追問太極門所面臨的困境是否真屬史無前例，抑或不過是台灣對待獨立宗教與靈性團體的歷史模式重演。
正因如此，太極門案自然引發了與新約教會及其錫安山社區的比較。這兩個運動在神學、組織結構與宗教實踐上截然不同：太極門不是宗教，而是一個氣功、武術與修身養性的「門派」；新約教會則是一個具有末世論世界觀的靈恩基督教運動。然而兩者共享一個關鍵特質：獨立性。兩者皆不依附政治權力，也不尋求國家庇護，更不接受靈性生活必須服從政治權威的觀念。在台灣的現代史上，這往往已足以招致猜疑、監視與迫害。
因此，要在完整的歷史縱深中理解太極門案，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新約教會的故事——不是因為兩個運動相同，而是因為前者的案例能夠闡明，持續影響台灣政教關係的結構邏輯。1970至80年代對新約教會的迫害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更廣泛模式的一部分：國家將自主的靈性社群視為政治穩定的潛在威脅。太極門案雖發生於民主時代，卻揭示了相似假設的持續存在，只是以不同的手段呈現。
新約教會（NTC）於1950至60年代在香港女演員、極具感召力的傳教士梅綺（又名江端儀）的領導下興起。她的講道方式非比尋常、毫不妥協，充滿濃烈的末世論色彩。她宣稱上帝選擇了一座新的錫安山，末日正在臨近，一個潔淨的群體必須為「大災難」與「被提」做好準備。1966年梅綺去世後，領導權轉交給洪以利亞——一位前神召會牧師，相信自己奉有神聖使命延續梅綺的任務，儘管並非所有信徒都承認其地位。在他的帶領下，新約教會在高雄山區建立了精神與實體的中心，命名為錫安山。
錫安山很快便不只是一個禮拜場所，而是一個烏托邦社區、一片聖地、一個朝聖地，以及遍布馬來西亞、南非、澳洲、紐西蘭、美國和太平洋地區的「錫安支脈」全球網絡的象徵核心。社區成員共同生活、耕種土地、一同禱告，預備迎接基督的再臨。他們的神學激進，生活方式群體化，末世論的氛圍強烈。然而，他們是和平的、自給自足的，且不涉入政治。
然而，這些特質在台灣戒嚴時期（1949－1987年）並不足以保護他們。國民黨政府對脫離既有宗教架構運作、或透過具有強大感召力的領袖吸引信眾的獨立宗教團體抱持高度警惕。政府的顧慮並非出於神學教義，而是出於政治考量：任何自主性的社群都可能是異議份子的溫床。新約教會與一貫道、創價學會及其他運動一樣，長期受到政府的監控與審查。
第一次重大衝突發生於1974年，當時政府無端宣告錫安山居民的戶籍登記無效。這一看似技術性的行政措施，卻造成了毀滅性的後果。沒有有效戶籍，居民便被視為非法占住者（弔詭的是，他們仍被要求繳納房屋稅）。路障設立起來，警察突擊搜查接連而來，成員遭到逮捕，房屋被拆除，財產遭沒收或摧毀，家庭四散。社群的實體與精神避難所就此被侵犯。
行政法院最終於1980年裁定戶籍登記有效，但此時損害已無從挽回。新約教會早已被迫離開山上，其成員蝸居在錫安山下河床旁的臨時窩棚，忍受了多年的艱辛、屈辱與不確定性。國家的行動反應了一種更深層的邏輯：靈性社群的自主性被視為對政治秩序的威脅。
1985年，迫害再度升溫，警察再次突擊已重組的新約教會社群。這一次，暴力行徑極為野蠻：成員遭到毆打，部分人員傷勢嚴重；一名牧師差點喪命，其他人則落下腎臟損傷、聽力喪失等長期傷害。這起暴力事件震驚了包括國際新教網絡在內的觀察家。在美國宗教組織與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台灣最終於1987年——也就是戒嚴令解除之際——允許新約教會返回錫安山。社群重建了家園，今日這段歷史留存於一座博物館中，記錄著他們的苦難與韌性。
洪以利亞於2025年1月16日辭世。多年來，他是新約教會的核心人物，既是啟示的詮釋者，也是社群神學統一的守護者。他的離世引發了外界對繼承、延續與運動未來的諸多疑問。然而，交接過程出奇順利，令不少資深成員也感到驚訝。2025年9月7日，社群接受一則啟示，指定許林珠女士為新的神選精神領袖與首席使徒。這確認了一個核心信念：新約教會相信，使徒傳承在聖經中的約翰之後中斷，經由梅綺得以恢復，再傳於洪以利亞，如今則延續至許。與此同時，土地所有權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
這段歷史為何對理解太極門案至關重要？因為它揭示了一種模式：當國家認為某個靈性運動難以管控時，可能訴諸法律、行政或實體手段來強行確立權威。1970至80年代，這種方式表現為警察突擊、強制驅逐與暴力。在後威權時代，太極門案發生之際，手段雖已改變，但根本的假設並未完全消失。
要理解太極門案，我們必須將其置於台灣政教關係的更長歷史脈絡中——在這條脈絡上，自主往往被視為抗拒，而抗拒則被視為危險。以下我將提出錫安山與太極門兩案之間的七點比較。
第一點比較：疑忌的延續性。新約教會與太極門遭到打壓，並非因為它們對公共秩序構成真正威脅，而是因為它們的獨立性。兩者皆不依附政治權力。在兩個案例中，國家都將自主性詮釋為抗拒。對新約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在政治偏執的時代被貼上潛在顛覆勢力的標籤；對太極門而言，則是在1996年被捲入一場政治動機的打壓行動——當時檢察官試圖展示其對「邪教」與「詐欺性」靈性團體的警惕。
第二點比較：法律手段被任意運用的空間。在新約教會案中，國家操弄行政法，以缺乏法律依據的方式宣告戶籍登記無效。行政法院最終糾正了這一錯誤，但此時受害者已承受了多年苦難。在太極門案中，國家操弄稅法，開出與刑事法院認定相悖的虛構稅單。最高法院2007年做出的有利於太極門的判決——認定無詐欺、無逃稅——本應終結此案，然而國稅局繼續追討，彷彿那份判決從未存在。在兩個案例中，法律都成為迫害的工具，而非權利的保障。差別在於形式：1970至80年代是威權式的無法無天，1990至2000年代是官僚式的無法無天。然而，都是無法無天。
第三點比較：傷害的性質。新約教會承受了肉體暴力：毆打、傷殘與家園摧毀。太極門並未遭受此類暴行，但沒有肉體暴力並不代表沒有傷害。官僚式的騷擾可以是腐蝕性的、令人心志消沉的，也可以是在經濟上具毀滅性的。2020年依據虛構稅單將聖地收歸國有，是對社群認同的象徵性攻擊。近三十年來持續不斷的不公正稅務追討，是一種緩慢而磨人的暴力——它侵蝕對制度的信任，損害被針對者的尊嚴。
第四點比較：司法的角色。在兩個案例中，高等法院最終都認定了不公正的存在。行政法院於1980年裁定支持新約教會；最高法院於2007年判決太極門無罪。然而在兩個案例中，司法裁決都不足以阻止迫害的持續。新約教會在法院裁決後仍持續遭受警察暴力，其在錫安山的土地權益至今未獲承認；太極門儘管獲最高法院無罪判決，仍持續面臨稅務騷擾。這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司法權威與行政實踐之間的落差。無論是在威權時代還是後威權時代，國家機構都行使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足以使其忽略乃至規避法院裁決。這引發了關於司法監督有效性與官僚權力頑強性的根本疑問。
第五點比較：政治背景。對新約教會的迫害發生於戒嚴時期，彼時國家的權威不受節制，異議可能招致風險。對太極門的迫害發生於民主時代，公民社會活躍，媒體自由。然而，太極門案的持續，顯示民主化並不能自動消除威權治理的習性。官僚機構可能保留舊有的行為模式，即便政治體制已然改變。管控的邏輯能夠在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中倖存，並在新的情境與新的手段下延續。
第六點比較：公共論述。在兩個案例中，國家都以疑忌的敘事為其行動辯護。新約教會被塑造為危險的「邪教」，一個潛在的不穩定來源；太極門則被塑造為詐欺組織——又是「邪教」——欺騙其成員。這些敘事被媒體放大，後者往往不加批判地重複官方說法。在兩個案例中，公共敘事都為國家行動提供了合法性，並將被針對的社群邊緣化。差別在於媒介：戒嚴時代的國家管控媒體，以及民主時代的煽情、被操控的媒體。但效果相似：為迫害的合理化製造了社會氛圍。
關於第七點比較，涉及社群的韌性：新約教會與太極門都熬過了各自的磨難。新約教會於1987年返回錫安山後重建家園，至今仍維繫著遍布全球的錫安支脈網絡；太極門則持續蓬勃發展，不斷吸引新的弟子，擴展其文化與教育活動。兩個運動都將苦難化為見證，將迫害化為堅韌。它們的韌性提醒我們：靈性社群即便在國家試圖壓制的情況下，也能夠生存。
兩個案例的比較同樣凸顯了重要的差異。新約教會是一個末世論基督教運動，其神學核心是錫安山從以色列遷移至台灣的主張；其信仰激進，生活方式群體化，末世論氛圍強烈。相比之下，太極門並不宣揚末世論，不要求群體生活，也不聲稱對靈性真理擁有唯一通道。國家對太極門的疑忌，無法歸因於其神學或其宗教實踐，而必須從太極門拒絕被收編的態度，以及作為一個獨立傳授自我修煉的團體所具有的象徵意義中去理解。
結語：儘管新約教會與太極門存在諸多差異，兩者的比較仍揭示了台灣政教關係中更深層的延續性。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改變了迫害的形式，卻未能消除其邏輯。自主性的靈性運動持續面臨猜疑、法律騷擾與官僚壓力。太極門案是台灣一段更長歷史脈絡的組成部分——在這段歷史中，國家始終難以接受靈性自主性作為公民社會合法表達的地位。理解這種延續性，對於正視太極門案中懸而未決的不公義，以及強化當今台灣宗教與靈性自由的保障，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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