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多位國際人權專家應蔡總統邀請，來台審查中華民國《人權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專家提出的重要建議有：《人權兩公約》納入《憲法》；《禁止酷刑公約》的酷刑罪訂到刑法；應更加重視《世界人權宣言》，與聯合國有關體系合作，落實人權教育。這些建議一針見血，有助台灣人權提升至國際水平。為使台灣政府和人民能實現這些建議，下文將比較《世界人權宣言》與《憲法》，找出關鍵，以利台灣人權水準的提升。
基本上，《世界人權宣言》與《憲法》都是承襲自《聯合國憲章》，因此《憲法》的第二章「人民之權利義務」與《世界人權宣言》極相似，例如平等原則，以及人身、言論、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集會結社自由，選舉罷免權、應考試服公職權、國民教育權等，兩者幾乎雷同。其中有三處不同，然而這三處卻是關鍵性的漏洞，造成台灣的官員幾乎不被究責，以致不肖官員得以濫權營私，侵害人民的基本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與《憲法》的三處不同及影響
第一處不同，人權宣言第5條明文禁止酷刑，聯合國依此條於1987年促使《禁止酷刑公約》生效，全體會員國必須一律遵行。遺憾的是，《憲法》卻未提酷刑。
《憲法》隻字不提酷刑，以至於不少官員還沿襲君主專制時代的思想，長期下來積非成是，以酷刑凌虐人民，讓統治者可以藉以固守政權，官員侵害人權而無反省。同樣是1987年，邱和順遭酷刑而被冤枉為殺害學童陸正的兇手，當年被控刑求的警察在法庭坦承：「刑求乃警界沿襲已久必要之辦案手段。」這種以酷刑達成目的心態，源自抓匪諜拿獎金、冤枉好人也沒關係的戒嚴時期，到了21世紀完全沒改變。2019年9月19日，年近60歲的志工黃媽媽在竹北市馬路邊安靜舉牌，表達對於違法行政執行人民財產的質疑，就被十餘名警察以現行犯強制帶至六家派出所，連續疲勞偵訊六小時不給水喝、不能休息，凌虐此一無辜婦女，嚴重濫權違法、侵害人權。當時《禁止酷刑公約施行法》草案已經躺在立法院接近一年了，到2022年還在一讀，已經晚了聯合國35年了！拖拖拉拉，難怪國際人權專家建議：酷刑罪直接訂到刑法。
第二處不同，《憲法》第16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和訴訟權」，差堪類比人權宣言第8條「……法庭對侵害人權行為作有效救濟」，只缺兩個字「有效」，結果卻是完全相反。
台灣官場慣用的惡習，司法不是在釐清事實依法究責，而是官官相護，讓人民陷於無止境訴訟。明知是冤錯假案，官員就是不願平反，而是盡量利用權勢吃光剝淨人民的生命財產。這原是專制帝王的暗黑統治權術，最顯著的無效救濟是稅務訴訟，不良稅官和法官聯手量產陳年稅單，整死納稅人，讓不肖稅官爽領稅務獎勵金。被美國法學教授Ken Jacobsen形容是18世紀用來虐殺黑奴的恐怖刑具「水車」。無效的行政救濟，如同逼迫人民踩「水車」，不是累死，就是摔下去骨折，此種酷刑凌虐下，能夠倖存者很少。司法救濟少了“有效”，司法運作都是假的，台灣根本無人權可言。
第三處不同，《憲法》第24條似乎比《世界人權宣言》更進步，但是空有《憲法》卻不落實究責，形同具文，這才是很可恥的！
《憲法》第24條：「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明文要求向公務員究責。相形之下，《世界人權宣言》完全未提向公務員究責或懲處，人權兩公約也沒談到究責，一直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意見第31號才明示究責：「若未給予侵害人民權利的國家機關人員懲罰，國家最終就沒有能夠按照《公政公約》第2條的規定，確保《公政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最後引起締約國對這些權利的侵犯。」這樣看來，《憲法》好像還比《世界人權宣言》進步，但是空有《憲法》卻不落實，這才是很可恥的！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以美國為例，其憲法並未明文規定要究責，只訂定了歷史上很少啟動的彈劾程序（美國行憲後只彈劾過14名官員），因為美國憲法制定有完整的三權制衡機制在運作，有極嚴厲的利益衝突和肅貪法律，而且有效落實，已經足夠嚇阻意圖濫權的官員了。
中華民國空有《憲法》第24條，真正被究責的官員卻極少，原因是《憲法》開始實行不久，中華民國就進入動員勘亂時期，統治者凍結憲法，施行專制的臨時條款，戒嚴近40年。戒嚴時期是盡量壓制人權、擴大官權，憲法原來設計的制衡機制根本沒用，形成官官相護惡習。魏賜聰教授曾盤點中華民國法條，台灣有222種法律涉及處罰，總法條1萬7600多條，對人民的處罰即有1393條，對公務人員的懲處僅有138條，是人民的十分之一，對人民的處罰相對高於公務員太多，明顯差別待遇，中華民國是假民主真「官主」，這才是人權不彰的真正原因。
《世界人權宣言》與《憲法》三處相異，是保護人權的大漏洞，必須盡快修法補強止漏，台灣的人權才能趕上世界水準。
人權保障的關鍵在問責
人權是普世價值，絕無關起門來侵害人權，還想和其他國平等往來之理。現實上，全球各先進國不只依照《世界人權宣言》和聯合國通過的各人權公約，設立其國內法以落實，更積極的是設立全球人權問責法，以禁止入境或凍結財產，來制裁侵害人權或貪腐的“外國人”（包括自然人或法人）。在美國，由歐巴馬總統在2016年12月23日簽署《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四類人：
第一類、是以酷刑或其他嚴重侵犯人權行為，來傷害揭露非法活動的個人，或是行使、捍衛或促進人權和自由的個人；
第二類、是第一類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
第三類、是重大貪汙者；
第四類、是第三類人的同謀。
歐盟在2020年12月7日通過《全球人權制裁制度》，類似美國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的對象涵蓋進行下列罪行之人：
危害種族、反人類罪、對他人實施酷刑或侮辱、任意逮捕拘禁、性侵害、侵犯和平集會結社自由、侵犯言論表達自由、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等。
要判別是否有上列罪行，可依據：
公民政治權利公約、社會經濟文化公約、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禁止酷刑公約、消除種族歧視公約、消除對婦女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歐洲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值得注意的是羅馬規約第29條：殘害人權的犯罪，無追訴時效。在台灣有少數不肖官員用侮辱人格、沒有指控和審判就長期拘留、公然剝奪自由或人身安全等非法手段加害人民；而且，官員迫害人權的動機之一，就是取得獎金或獎勵金，這是不折不扣的貪汙。對加害官員不究責，形成台灣人權紀錄的一大汙點，很可能被國際制裁。
侵犯人權之人，將受全世界制裁。台灣有嚴重侵犯人權的官員，卻未被究責，這是因為《世界人權宣言》與《憲法》有三處相異，卻形成法治與人權保障的大漏洞，讓台灣不肖官員可以逃避究責，可以濫權營私。要補漏洞，就要依照國際人權專家的意見，將《人權兩公約》納入《憲法》，反酷刑條款列入刑法，並在《憲法》增加有效救濟條款，及增設懲處官員的法條，以便直接對濫權官員究責。羅馬規約明文規定：侵犯人權之罪是沒有追訴期限制的。對於侵犯人權的官員，必須究責到底，絕不停止，以儆效尤，如此才能護持人權，與全球各先進國比肩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