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車禍暴露台灣權力失衡，執法上存在嚴重雙標亂象。新竹天虹科技副總羅偉瑞雙黃線違規硬轉撞死機車騎士，警方高官陪同「肇事者」作筆錄，被媒體、民代發現涉案關說，企圖協助掩蓋卸責的官員一大串，新埔分局長林英煌、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長黃家琦各記過2次，竹縣刑大副大隊長吳仁志記過1次，還有其他基層員警被處分。

不久前，才有姜姓、侯姓法官被爆疑似暗助猥褻嫌犯打官司，這是去年檢察官查案時意外發現的另案，對於兩法官的違失去年送交司法院後就無下文，今年初這兩位法官的考績還都被評定為甲等，並分別發出30萬元與10餘萬元的年終獎金。

台灣社會充斥著人情關係的文化，「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往來像是人際資本的交換，用公家資源做人際資本的投資更是穩賺不賠，魚幫水、水幫魚，有利於工作的推行，但也為貪污開了方便之門。世界透明組織對貪腐定義的不法利益，包含經濟利益、人際關係、權力交換、訊息流通等都是貪瀆。

靠關係的道德性貪瀆難以禁絕？民主制度有助於建立較健全的監督機制，但部份的研究指出，像台灣這種「半民主化」的國家，貪污的情形不僅較民主國家高，而且也高於完全不民主的國家。台灣有《貪污治罪條例》目的是在「嚴懲貪官汙吏」，但是結果卻不是這樣，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林志潔日前在周刊表示：「我們做過廉政統計，絕大部分被判刑的都是底層公務員。」

他舉例一位清潔隊員將回收物送給一位住在貨櫃屋的拾荒阿嬤，阿嬤每次變賣所得只有200、300元，總共被認定的「犯罪所得」才2,000多元，基於同情送回收物給拾荒老人，是很多人都曾做過的事，但清潔隊員後來被判貪污圖利。公務員一旦被判貪汙，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就喪失公務員資格。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許恒達指出: 這頂多是一般的財產犯罪，而非貪汙，但《貪污治罪條例》卻不是這樣規範。

不只在底層公務體系，類似這樣的悲劇不斷在社會中低階層上演。今年初，一位拾荒伯在沒有任何警示標語的空地撿拾價值僅278元的廢鐵，被巡邏員警以竊盜罪現行犯法辦，最後他以死明志，女兒向媒體投訴司法殺人。

少將韓豫平被指控挪用演習加菜金2880元，支付民間人士餐費，被判刑4年半，歷經7年煎熬，最後因為輿論壓力，總統出面特赦。然而需要被拯救的何止韓豫平少將，政府應該檢討被不合理的制度與法律砍殺、凌遲的亂象，小罪遭重罰，動輒扣上貪污重罪，難道是為了製造績效嗎？而真正貪汙瀆職的大官，卻可能仍坐享高位！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前技士戴立紳擔任吹哨者，勇於揭弊後，卻一路遭到打壓、懲處，最後被免職，而真正貪污的人卻可繼續上班、辦理退休，安穩領退休俸，戴立紳連最後救濟的希望——申請大法官釋憲，日前也被憲法法庭裁定不受理。

2017年就有立委提出《揭弊者保護法》，這麼多年還沒個影子，是出了甚麼問題？《貪污治罪條例》內容不明確，包山包海，把一些跟貪汙沒什麼關係的罪也放進去，且刑度全部拉高。長久以來的問題，是執政者與立法者的失職，卻讓人民來承受，傷害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官僚體系為維護自身的權益，運用公權力關說遊說立法委員，導致許多保護人權的立法遭到拖延，或法案的設計向政府機關傾斜，造成行政權力擴張、人民權利被限縮，民眾救濟被阻擋。立法機關變成行政機關的附庸，與民主體制的權力分立相違背。多數的立法委員專業不足，又不能擺脫政黨利益獨立行使職權，是立法院身為民意最高機關，卻失去功能的原因。

例如《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訂了很多門檻，蔡孟彥教授就說，納保法不但沒有解決「萬年稅單」的問題，反而製造更大的問題！前台大教授陳志龍則毫不留情地批評：「納保法？我看是納骨塔。」；《社維法》、《傳染病防治法》經常變成政府箝制人民的工具；對於「人權兩公約」國際審查委員的質問，為何這麼多年了《集會遊行法》還沒修？《酷刑法》還沒訂？官員回答的理由都是不合邏輯的荒謬。

人民告官總是徒勞無功，人民的善心卻遭到法律的懲罰，立法沒有站在維護人民權益的立場，法官若欠缺良善的心靈與人格品質，司法就更難彰顯正義，造成人民的小錯被重罰，為惡之徒被縱放，人民救濟無門，何況台灣司法為政治服務早被詬病，權貴司法被人民厭惡。退休法官林文舟形容「法官任用近親繁殖，不同理念者受排擠」。台灣司法無法獨立，不適任法官也難汰除。

法官評鑑新制在2020年7月上路，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可直接向法官評鑑委員會請求進行個案評鑑。不過施行至今，共受理477件，其中有286件不付評鑑、42件不予受理，2件撤回，141件還在審議中，只有「3件」成立移送職務法庭，制度設計層層設限，護官不護民，根本無法發揮功能！

本應該互相制衡監督的行政、立法、司法，都出現背離民主體制的嚴重漏洞，讓裙帶關係橫行，製造許多社會不正義，破壞台灣和諧，所有台灣人都應該要正視。

羅姓副總肇事後靠關係試圖掩蓋真相，後來新竹媒體群組警方竟然幫肇事者發聲明稿，誇張行徑引來記者注意，事件才被挖出來，這個事件應該不是那些警政高官幫權貴關說的第一次，而是「夜路走多碰到鬼」的意外。

黃家琦在新竹縣警察局長任內發生的「竹北黃媽媽事件」，十位身形健碩的警察，大陣仗逮捕一位在路邊安靜舉牌表達訴求的婦人，儘管婦人手裡已經無字牌，警方卻將書寫執行署官員「李貴芬」大名的字牌塞到婦人手裡，以現行犯名義將她帶走。疑似冒犯高高在上的官員，所以被羈押威嚇7個小時，導致她昏厥送醫院救治，這件事引起專家撻伐，嚴重侵害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警察也是不聞不問，隔天還寫新聞稿抹黑人家是「暴民」，這又有多少警政高官涉入，為了權貴欺壓善良百姓，警政風氣到底是被誰敗壞成這樣？

沒有監督就會有弊端，台灣失去制衡作用的「類民主」體制，導致弊病叢生，甚至權貴靠權勢與裙帶關係打壓弱勢者，濫權綁架了公平正義，要鞏固台灣民主法治根基，媒體與人民的監督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一個重要的力量，人民的公民意識應該加強，團結止惡才能推動制度改革，讓既得利益者知所戒慎，人民的正義得以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