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事件」對日本司法史造成極大衝擊，這是一件警察便宜行事的調查、檢察官草率的起訴、法官過當的自由心證所造成的誤判冤案。2010年3月，日本宇都宮地院宣布被告菅家利和無罪，合議庭三位法官起立向被告鞠躬致歉：「我們一直不傾聽真實的聲音，而剝奪了您17年半的自由，真的是非常抱歉。」在臺灣，可曾有檢察官、法官向無辜被告道過歉？

臺灣的司法究竟有多少亂象？田蒙潔律師是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哥倫比亞校區的JD（法學博士），具備密蘇里州律師資格，同時也是美國聯邦註冊的專利律師，現在在臺灣主要從事美國專利業務，相關法律著作有「法官說了算」，另外一本是「大法官的甲說 乙說隨便說」。正義感十足的田蒙潔，經過美國法學院嚴謹的邏輯訓練，以及實事求是務實精神薰陶，可說是臺灣與美國兩地比較法的專家。

臺灣的法學教育基礎出了什麼問題？

「法官的專業素養能力並不在於很會考試，應該是要很會思考、腦袋要很清澈，能夠一眼看穿問題的癥結點，找到問題才有辦法解決問題。」田蒙潔表示，比較臺美兩地的法學教育心得，她深切體認分辦事實與意見的能力很重要，但我們從小到大受過的訓練都是知識的背誦累積，而不是去獨立思考、邏輯判斷，然後解決問題。美國的法學院定位就很清楚，就是訓練出來的人必須是Problem-salver（解決問題的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能看見問題的癥結，看到癥結才可以知道要用什麼工具去處理。臺灣則是在最初的教育基礎就發生問題，如果看不到這個問題的話，會浪費很久的時間也解決不了問題。

田蒙潔指出，像我們的法律人：律師、法官、檢察官他們是一個法治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他們任何的一個決定影響的都是巨額的金錢，或者是人的自由、是生命，所以他們需要在這樣子的訓練上面，要求更嚴謹。在美國，教育是往這個方向在實踐，慢慢累積到最後階段，比較金字塔頂端的法學訓練，當然要求就是最高的。因此，美國法學院就是從這樣的教育歷程裡成長出來，所以具有一個非常紮實的基礎去支撐他這樣子的法學教育。如果我們臺灣只是去處理我們的法學教育，而不從基本去處理的話，我們的大學法學教育依舊沒有辦法去支撐嚴謹的Problem-salver訓練。臺灣因為這樣子的教育的方式，又是透過考試錄用司法官，在司法審判環節上，就會產生選進的人都是很會考試的人。

臺灣的檢察官、法官深陷不分事實與意見的泥淖？

田蒙潔曾看過臺灣有些檢察官、法官寫的起訴書、判決書，是不區分事實與意見，而且事實通通都不怎麼事實，卻會變成認定的事實。所謂事實是可以驗證真偽的叫做事實，意見則是一個人主觀的信仰、感受。在美國，法院裡個人意見是完全不准陳述，因為個人的感受無法驗證真偽，除非所陳述的內容指涉具體的人、事、時、地、物，否則在蒐集證據上完全沒有價值。

田蒙潔以「業務員柯洪玉蘭殺人案」為例，有一個共犯林坤明，法官說林坤明在案發日，就與另外8名共犯共同謀議。其實這是意見，因為「謀議」是個形容詞，他們在一起講話，講什麼內容，法官都未交代，就直接下結論，結論就是一個謀議；另外，「計畫以簽賭大家樂為餌，誘出柯洪玉蘭」，「為餌」、「誘出」都是主觀；形容詞，若是陳述一個事實，則必須交代他們決定由誰去打電話，什麼時候打電話給柯洪玉蘭，跟她講了什麼話，最後才能夠下結論；再則，「柯洪玉蘭接聽電話後，不疑有他」，不疑有他的證據是從哪裡來的？法官是從哪個證人聽到柯洪玉蘭有接到這個電話，然後在旁邊有聽到柯洪玉蘭說好要去找他簽賭大家樂。事實是法官審理本案時柯洪玉蘭已經死亡經過20年，法官如何得知「柯洪玉蘭接聽電話後不疑有他」所以這是法官的揣測，而且臺灣的所有法官都這樣寫，然後他們都不覺得怎麼樣。法官這樣的寫法是用全能上帝的觀點在寫事實，所以他知道張三在講什麼，李四在講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他都知道，他能夠知道每個人心裡在想什麼，他是高高在上的第三者。

對於臺灣深陷於不分事實與意見的泥淖，田蒙潔更以美國正規的法學訓練講究的是什麼都要用證據為師，在社區大學開設「替法官改作業」的課程，帶領學生從法官的判決中挑出誤以意見為事實的典型錯誤，總共改了72個案子，希望在公民教育中注入良善的種子，讓百姓能夠分辨事實與意見，引領社會走向理性的思維，進而監督在地的法官，以提升裁判品質。

【WPN記者 高榮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