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Karolina Maria Kotkowska*
作者：卡洛琳娜·瑪麗亞·科特科夫斯卡
作者介紹
Karolina Maria Kotkowska 是波蘭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文明比較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她擁有哲學博士學位，並正在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她專注於中歐與東歐地區的新興宗教運動與西方神秘主義研究。
人權侵害並不會隨著衝突的正式結束而終止；它們往往透過傳承的故事、恐懼與沉默，跨越世代延續下去。
3 月 24 日是「聯合國了解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真相權利和維護受害者尊嚴國際日」。這一天提醒著我們，真相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或學術概念，而是社會現實中鮮活的元素——它是正義的基石，也是恢復受害者尊嚴的必要條件。這一天更號召我們不僅要銘記歷史，更要承擔責任。
我想先從一段關於「記憶」的個人反思開始。當我還在讀高中時，一位朋友曾問我，家裡是否備有一個專門存放重要文件的資料夾——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天必須逃難，我會知道要隨身帶走的那些物品。這真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答案是：我當然有。我準備了一個文件盒，還有一個裝有幾件金飾的小錦囊。在我小時候，長輩經常告誡我，一旦發生火災、緊急疏散或戰爭，這些就是我必須帶走的東西。
正是她讓我意識到，這種危機意識既非理所當然，也非尋常狀態——並非所有人都在這種隱含的叮囑中成長。這令我感到驚訝。我詢問了其他人，發現許多在波蘭南部成長的同儕，從未在「某天可能需要逃難」的觀念下長大。對他們而言，這並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兩人都內化了這種意識——她擁有猶太血統，而我則是二戰期間在被佔領的華沙倖存下來的一位女性猶太人的孫女。在我們的家庭中，過去不僅存在於故事裡，更活在情緒、在不言而喻的張力，以及對於「安全」與「威脅」的思考方式中。駭人事件的記憶往往顯得如此鮮明，彷彿我們親身經歷過。那些關於暴力、恐懼與失去的故事，可能常被喚起為熟悉的心像。
隨著時間推移，我逐漸明白這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敘事。這其實是一個更為廣泛、且已有詳盡文獻記載的現象：經驗的世代傳遞——這不僅包含歷史事實，更涵蓋了情緒、感知與本能反應。那種隨時準備逃難、生活在即將到來的危機感中——這些我們曾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後來才顯露出它們真實的面貌：那些並非由我們親身經歷、卻形塑了我們世界觀、安全感與恐懼。
這引發了更深層的反思。創傷與人權侵害所波及的範圍，遠比表面上看到的更為深遠。它們並不會隨著暴力停止或衝突宣告結束而終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創傷比受害者活得更久，並在世代之間持續存在。故事與恐懼被傳承了下來，有時是顯而易見的告誡，有時則是近乎無感的潛移默化。
這正是為何「真相」至關重要。對於遭受侵害的人而言，真相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它讓我們能為發生的過往正名、恢復尊嚴，並創造空間以追究責任。若缺乏真相，過去將永遠無法獲得平反，導致侵害發生的機制也可能捲土重來。
遺憾的是，這些侵害機制通常極其單純。排斥、污名化、將特定群體建構成異類、危險份子或「他者」——這些過程在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中不斷重演。由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教授所提出的「羅馬模式」指出，人權侵害遵循著一種可預測的模式：它們始於語言、始於貼標籤、始於刻意製造的距離，而後果往往是悲劇性的可被預料。
在我的國家，3 月 24 日同時也是「德國佔領下，營救猶太人之波蘭人全國紀念日」。這個日期是為了悼念 1944 年遭德國憲兵隊（Gendarmerie）處決的烏爾瑪（Ulma）一家：約瑟夫·烏爾瑪（Józef Ulma）、他懷有身孕的妻子維多利亞（Wiktoria）、他們的六個孩子，以及他們所庇護的八名猶太人——高達·格倫費爾德（Gołda Grünfeld）、利亞·迪德納（Lea Didner）及其幼女，以及索爾·高德曼（Saul Goldman）與他的四個兒子。這段往事至今仍是最沉痛的勇氣見證之一，同時也揭露了殘酷體制的本質——此體制對於甚至最微小的團結行為都施以嚴懲。1995 年，烏爾瑪一家獲追封為「國際義人」。這項象徵性的表彰雖然恢復了世人的記憶，卻無法挽回悲劇；若要說它有何深意，那會是再次強調了及早承認真相的至關重要。
人權侵害絕非僅屬於過去式，也非一段可以束之高閣的終結篇章。並非所有侵害都以暴行或武裝衝突的形式呈現；有些侵害深植於行政決策、法律體系的濫用，或是對整個社會或宗教群體的污名化之中。這些行為可能涉及對尊嚴的長期侵蝕、對名譽的毀損，或是透過描敘將受害者形塑為「異類」、「危險份子」或「不可信任者」。當國家機構強化了這類描敘時，所產生的後果會具有深遠的毀滅性。
正因如此，我們不僅必須銘記過去，更要辨識出當下正在運行的相似機制。真相權所關乎的，不僅是數十年前的往事，同樣也適用於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情境——這些情境往往較不易被察覺，卻同樣真實。
台灣的太極門案便是這種典型的案例。這段橫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歷程，揭示了法律體系是多麼輕易被用來對付公民，也展現了通往正義之路是多麼漫長且艱辛。時至今日，正義仍未獲得完整的彰顯。
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時刻發生於 1996 年，當時一場鋪天蓋地的媒體抹黑行動將他們塑造成「危險邪教」，營造出充滿恐懼與偏見的社會氛圍。隨之而來的是執法部門的行動：警察在媒體全程觀望下進行突襲、搜索與資產扣押，進一步放大了公眾的污名化現象。在這些事件中，洪博士、他的妻子以及兩名弟子遭到羈押——這段經歷對他們造成了深度的創傷，也對整個社群產生了動搖。
另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時刻發生在 2020 年，當時太極門的一處土地被收歸國有——那是一個具備深厚心靈與文化意義的場所。多年來，那裡一直被建設為修行、反思與社群凝聚的空間。這項喪失，不僅體現於法律層面，對於個人與認同層面更是巨大缺憾。
太極門案呈現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即便已證據確鑿、法院判決明確或面臨國際抨擊的情況下，體制仍在持續製造不公義。這也突顯了國際聲援的重要性，並再次申張 — 人權是不分地理、文化或政治制度的普世價值。
今日的會議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及國際社群的成員，我們該如何因應當代的人權侵害行為。這需要敏銳的觀察力、辨識出這類侵害的能力，以及為其明確正名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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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terwinter.org/truth-memory-and-human-rights-in-times-of-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