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中心、中華人權協會等單位於24日聯合舉辦「論稽徵機關法定義務之履行及違反的效果」學術研討會，以「稅法上二二八事件」的太極門稅務冤錯假案為例，探討稅法上之「舉證責任」及「協力義務」，針對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的嚴重濫用，提出改革建言。

台北商業大學財政稅務系兼任助理教授蔡孟彥表示，協力義務要架構在「依法」的前提之下，也就是要有法律規定，不然會被國稅局拿來當懶惰的藉口。國稅局要納稅人提供的證據，一定是先由國稅局舉證之後，納稅義務人才有協力義務。協力義務應該是納稅人用來反駁稽徵機關調查的證據，比較像一個反證。法諺：「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蔡孟彥指出行政程序法第36條和行政訴訟法第125條分別規定行政機關、行政法院有職權調查義務，當事人負的不是「舉證責任」，而是「協力義務」。但為何當事人還會有主觀的「舉證責任」？是國稅局把「協力義務」給濫用了。以太極門為例，國稅局沒有盡到「舉證責任」，就說你沒有盡到「協力義務」，把「舉證責任」倒置給納稅人，然後接著就「推計課稅」。以至於這類型的稅務案件，納稅人不服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林天財表示，所有稅捐事實的發生，稅捐機關應盡舉證責任，才可以課人民的稅。稅捐稽徵法規定納稅人有協力義務，當人民沒有盡協力義務時，在學理上，稅捐稽徵機關也不可免除應盡之舉證責任。但實務上，行政法院完全站在稅捐機關的立場，而沒有站在人民的立場，要求稅捐稽徵機關要盡舉證責任。他舉台中洋菇大王林天財為例，當時他因接受銀行的建議，以兒子名字開立銀行帳戶週轉資金，卻被國稅局擴大認定該帳戶中所有的往來資金全屬於給兒子的贈與，被認定逃漏贈與稅，處罰6億元，再加罰一倍，財產因此全部充公。但事實上，他只是將利息滾出來的錢，買債券送給兒子，充其量也只能罰這部分而已，這是台灣稅制上非常不合理、非常嚴重的問題。

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律師蔡嘉昇認為，協力義務的範圍因為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範，造成稅捐機關無限制的要求納稅人盡協力義務，要納稅義務人全力配合。而納稅人配合不斷提出資料之後，國稅局卻可以單憑懷疑，就全盤予以否認，違反比例原則。，此外「協力義務」更影響到人民的隱私、人身自由、財產權以及不表意的自由，已經構成權利的限制，應該要有法律的明確規定作為保障。而且「協力義務」違反的效果，並不是「舉證責任」的轉換，也不會因此減輕稅務機關的舉證責任。過度的「協力義務」已經侵害納稅人的權利，要考慮比例原則的適當性與必要性。國稅局在稽徵的過程中，之所以擴大使用「協力義務」，是因為要達到稅收極大化以及稽徵的方便性，因為可以用最少的資源課最多的稅。公務人員有所謂的圖利罪與瀆職罪，所以根本的解決方法就是檢討刑法的圖利罪，降低稅務人員觸法的可能性，才能達到依法行政。

外商銀行法規遵循處副總裁李俐欣表示，實務上，稅捐稽徵機關常以納稅人對自己的自我事實最清楚為理由，要求當事人盡協力義務，所以演變成納稅人要負擔舉證責任。她提到台北商業大學黃士洲教授觀察到，實務經驗上只要法院判決談到納稅人應該要負協力義務的案子，納稅義務人幾乎都是敗訴，對納稅人人權是非常嚴重的侵害。

李俐欣指出，太極門案在一開始國稅局就沒有自行調查，所有證據資料都是從檢調所移送的，連性質和金額全都照抄調查局，便以補習班名義對太極門推計課稅。甚至太極門刑事案件已判決無罪確定沒有漏稅，沒有違反稅捐稽徵法，認定敬師禮的性質是贈與，國稅局竟還不承認法院判決，98年監察院調查報告認定國稅局未依職權查明所得性質，證明稽徵機關在發單前後都沒有依職權調查，國稅局不反省自己，還把弟子上萬份的贈與書證和三審判決丟到一邊，且還睜眼說瞎話說太極門沒有盡到協力義務。她提到稅法學者陳清秀教授曾指出，協力義務有它的界線，不能夠無限上綱，應符合法治國家的比例原則。國稅局在86年到91年已經取得所有的證據資料，但至今仍要求太極門盡協力義務，令人匪夷所思。李俐欣呼籲稅捐機關能夠落實人權的真正保障，自我反省、自我約束，讓賦稅人權更向前邁進。【記者 洪小琥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