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一名清潔隊員，因將殘值僅32元的舊電鍋送給拾荒婦人，竟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並判刑。明明情節輕微，卻因貪污罪的高刑度與缺乏彈性，被硬套進「非判不可」的僵化框架。檢察官即使心知不必如此，也因制度風險無法選擇不起訴，否則就可能被質疑瀆職。於是，本可用行政規範處理的小事，被推上刑事法庭，耗費司法能量，也削弱人民對制度的信任。

同樣荒謬的，還有109年桃園一起「兩包奶茶粉」案件。女子被控偷竊價值 50 元的奶茶包，檢方起訴後，一審判無罪，但檢方不服再上訴。全案歷時三年多，動用羈押、偵查、審判等完整司法程序，彷彿在處理重大刑案。結果卻是被告煎熬、社會付出高昂成本、司法人力被綁死，只為一件從頭到尾都不具重大危害的輕微案件。

更極端的是太極門案：從一審到三審全數無罪無稅，連監察院都查出檢察官八大違法，違反偵查不公開、違法搜索、凍結資產，僭越職權等，程序瑕疵遍布，但起訴與上訴仍「一次不缺」。這已不是追求正義，而是制度鼓勵「不認錯」。當公權力握有近乎無限的上訴權、卻沒有比例原則，司法程序就可能被當成壓迫工具，而非查明真相的手段。太極門案30年未能獲得公道，96年刑事三審判決確定無罪、無稅，竟在109年被國稅局與行政執行署聯手違法拍賣太極門修行聖地。各界專家、學者及國際人權領袖紛紛為太極門案仗義聲援，期待快快平反。

在台灣司法人權、賦稅人權被剝奪甚深，主要是執法者從未將人權放在心中，例如欠稅者已被處分「凍結財產」，再處分「限制出境」實是多此一舉，也沒有增加多少稅收，反而落人「戕害人權」之口實，這又豈是虛設「人權委員會」所能修法改善的。而其它又有多少冤案被可惡的執法者整得死去活來，虛度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黃金歲月，最後幸得無罪平反，可是這些執法者一樣是升官發財，連有的被監院調察要求法務部究責議處，也是沒事。不平的百姓只希望法務部發揮其魄力，在還善良百姓清白之餘，也要清查違法辦案的執法者，給予適當的懲處，不再繼續危害百姓。

台灣卻常見另一個景象：即便三審無罪、證據不足、瑕疵明顯，仍要層層上訴到底。彷彿只要放棄上訴，就等於承認辦案有誤。於是，「以防瀆職」成為最安全的理由，「一律起訴、一律上訴」成為制度默許的自我保護機制。

但司法資源不是無限的。一個清潔隊員為32元電鍋被推入重罪；一名民眾因50元奶茶粉走完三年訴訟地獄；更多人因程序拖磨而身心俱疲。台灣是否需要更明確的不起訴基準？是否應限制輕微案件的上訴？是否該引入比例原則，而不是任由嚴苛條文綁住所有人？面對這些荒謬的司法耗損，我們願意繼續忍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