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曾說：「人的一生有兩件事永遠逃不掉，死亡跟繳稅。」馬克吐温更是最一針見血：「國稅局跟製作標本唯一不同的是，標本製作完，好歹把皮還給你。」換言之國稅局挖空了肉，最後連皮都不剩。台灣特有的萬年不死稅單，不僅讓稅務行政救濟制度形同虛設，連象徵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法院也失去定紛止爭的效能，嚴重侵害國際人權兩公約所保障有效救濟的基本權利。監察院於民國111年5月針對萬年不死稅單提出「萬年稅單侵害賦稅人權案」的調查報告，要求財政部應盡速解決萬年稅單。司法院於今(113)年9月提出稅務行政事件審理法(以下簡稱稅審法)，引發產官學各界高度關注，究竟稅審法能不能終結萬年不死稅單，全民須一起來關注。
執法人員憑良心行事 行政程序法就能解決萬年稅單
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暨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吳景欽教授指出，造成萬年稅單的原因非常多，不管是國稅局、財政部、司法院甚至到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每個環節都出了問題。「為何行政法院不敢直接撤銷稅單？」吳景欽直指，法官理應站在中立第三者做裁判，但司法院卻把行政法院法官當成是行政官，還在考慮若直接撤銷稅單會不會影響核課期間而不能再向人民課稅，完全站在稅捐機關的角度，沒有站在人民的角度設想。
前高雄國稅局簡任稽核黃坤光提到，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基本法，含括了所有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精神，只要法院、稅捐機關真正認真執行行政程序法，所有被冤枉鉅額課稅的案件都可以解決。他認為稅務案件的行政救濟過程，是在審理稅捐機關核定內容是合法或非法，以及數額是否正確，若每個相關人員都能秉持良心執事，就不需要疊床架屋。
金融業從業人員余坤達指出，萬年稅單的主要成因，是因為行政法院不自為裁判，總是發回稅務機關，命稅務機關再做適法的處分。稅審法號稱是要解決問題，雖草案第29條第2項規定，行政法院的法官應撤銷原處分並有權可以重新調整稅額數字，明確要求法官「自為裁判」並訂有相關的配套措施，但接著第29條第3項及第4項卻規定，如果行政法院認為「自行計算稅額數字的工作太過繁重、案件查明有困難，或把案件發回給稅捐機關查明比較適合」，都可以發回稅務機關「重新計算」或「另為處分」，等同放任萬年稅單一再復活。建議刪除縱容萬年稅單的條文，才有機會解決萬年稅單的亂象。
稅審法過度強化協力義務 違反不自證己罪權
吳景欽教授認為，稅審法規定的當事人協力義務簡直是回到戒嚴時代，日本憲法、美國的增修條文都直接把「不自證己罪權」入法，台灣從大法官解釋到後來憲法法庭，這也都是不成文的憲法原則。
前新北市記帳士公會蔡維杰理事長舉實例說明，協力義務經常是因執行者執行過當造成侵害人權狀況。許多稅務員都是善良且非常守法，但多數則是受到財政部績效要求，導致強課了不該課的稅，才產生可憐的稅災戶，但也有少部分人員因為良心，不願意屈從長官績效要求，長年只做行政事務卻升不了官。政府必須好好檢討為何在台灣體制，有些好人受到冤屈迫害。
余坤達表示，之前最高行政法院判例中，只認為租稅案件本稅的部份人民有協力義務，但稅審法卻納入租稅處罰也要盡協力義務，違背「不自證己罪」的法則，明顯違反人性。刑事訴訟法第95條跟第181條明確規範，當事人不自證己罪，更無協力義務，為何行政訴訟的稅審法草案如此大開人權倒車。
余坤達指出，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第2款已賦予稅務機關在特定條件下，有權要求人民盡協力義務。若稅捐機關證明納稅人有逃漏稅，則納稅者對有利於自己的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所以，若稅務機關開立稅單的正當性無法取得法院認可，自應依證據判稅務機關敗訴。
稅審官任用資格 明顯違反人性
蔡維杰理事長認為，稅務涉及法律、會計、財務等各方面，即便非常資深的法官，也不見得能在短短幾十個小時訓練後，就非常懂稅而能做最終裁判，所以才會想設稅審官。目前稅審官資格跟當時納保官設置一樣，有球員兼裁判的嫌疑，很資深優秀的稅務員觀念就是稽徵機關的思考模式，如何馬上當了稅審官就轉換思維，而能公平公正審理稅務爭訟，明顯違反人性。蔡維杰質疑從資深的稅務員轉換為稅審官，會遇到許多同僚老同事所開的稅單，有辦法打臉嗎？能否公平公正裁判？他建議稅審官設置組成必須再作調整跟考量，不然有可能又會變成侵害納稅人權益的稅審官。
吳景欽直言，當初納保法就說，因法官稅務專業不足，所以幫法官上課取得稅務專業法官證書，就可解決問題，結果稅審法又說要設稅審官幫助法官。稅審官還要曾當過稅務官員8至10年以上才有資格，這些人就是人民要告的對象，卻找這些人來參與審判。
針對司法院以智財法院的技審官為例，而設置稅審官。余坤達指出，智財訴訟雙方多是民與民，稅務則是官跟民，智財訴訟牽涉技術問題，較易用客觀技術判評，但稅務牽涉稅金，民與官的力量極度傾斜，資深稅務員長期沉浸在國庫主義至上的醬缸思想文化，之後還要回歸原機關，不可能做出不利稅務單位的決定。余坤達提到，實務上甚有納稅者尋求納保官協助後，反而被課更高的稅金。他建議應該排除稅務人員，從精通稅務的相關從業人員中選任，才能維持稅審官的中立。
台灣的稅審官應參考美國納保官制度
國際人權觀察員Hans表示，稅審官借調自稅務機關後又回歸，顯有利益衝突，擺明球員兼裁判。美國的納保官成功促成稅務改革，美國《納稅者權利法》(以下簡稱《納權法》)核心精神在避免官員因利益衝突而威脅納稅者，也促使官員能依法徵稅，並公正客觀的制衡運作。《納權法》明文禁止國稅局以收稅成績來評估個人績效，也禁止為所屬人員訂立收稅目標或配額，若官員以查稅稽核威脅納稅者，將立刻被解職，明確杜絕官員違法課稅的道德風險。
美國的納保官專職專任，完全獨立隸屬於納稅者保護廳，有績效評估、人事預算及升遷管道，納稅者保護廳每年須直接向國會提出統計分析報告，就是要藉著國會的力量制衡國稅局，使其不得濫用公權力。美國納保官就任前兩年及離職後五年內，都不能擔任國稅局稽徵單位公職，就是避免「球員兼裁判」的利益衝突。Hans建議台灣稅審官的設置機制，應參考美國《納權法》，保持官員客觀中立，才能獲得人民信任。
專家學者建議稅審法應多方修正
蔡維杰理事長表示支持稅審法，但稅審官的組成要調整，而人民協力義務範圍必須要做更具體的規範，不能有侵害到人權，必須確實能夠終結萬年稅單，立法院則必須朝保障人民的角度來訂定稅審法。
黃坤光談到，民國90年開始實施行政程序法，106年實施納保法設立稅務專業法庭，目前提出稅審法，可看出司法單位有在自省檢討。而行政程序法、納保法等現有法律實已提供保障機制，但因稽徵機關未落實執行，導致法律形同具文。他認為稅審法須增訂條文，以維護依法課稅和公平課稅原則，即若違法及不公平課稅，即應撤銷稅單。他認為，絕不能容忍將「多課稅」視為績效的風氣，濫開稅單，為短期升遷或個人利益而違背法律與良心，這是害民且不可接受的。 他希望每位公務員都能堅守崗位職責，實踐公平正義，而不是利用公權力做出違法或損害人民的事。立法與執法者也應記住，他們的責任是服務人民，而不是為體制失誤背書。
吳景欽提醒，當年納保官就是借調稅務機關的人，完全無法保障納稅人。制度本身有問題，法官不是萬能，但可藉由鑑定制度、還有專家參審制度補強，設法讓兩方的武器對等，這樣僅需要修改行政法院組織法即可。
推計課稅機制過於偏頗 明顯有利稽徵機關
黃坤光認為，很多稅額核定以追求最高稅收為目標，卻忽略了市場運作規則，結果造成了不合理的稅負。如存貨無法銷售，仍被核定為已獲取最高利潤，甚至對虧損企業課徵不實稅額，完全違反經濟常識與公平原則。再者，推計課稅的機制過於偏頗，如將收入按市場最高價核定，成本則按最低價核定，不平衡的做法完全偏向稽徵機關。此類不當核課常導致納稅人很難提出有效救濟，造成嚴重的不公平。他強調稅務制度改革，應回歸依法課稅與公平原則，而非僅為便利稅務機關而設計。
為何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萬年稅單」的怪現象？
李念祖律師曾於理律法律事務所舉辦法治稅制系列研討會中直指，行政法院法官沒有終判的權力意識，只有秩序意識，把「撤銷另為處分」當作基本動作，造成全世界只有台灣才有的「萬年稅單」現象，並對現今行政法院心態提出強烈的質疑：「打完行政訴訟還可以重新調查，這要行政訴訟制度幹甚麼？」
李念祖也指出萬年稅單的矛盾點，如果原處分是100元，復查決定是98元，行政法院判決只撤銷復查決定98元，卻不撤銷原處分100元，難道是要人民打贏了行政訴訟，卻要付更多稅嗎？這樣道理不通。「司法思考行政機關做的對或不對，是從保障人權角度；司法尊重行政，並不是行政權所做的事情，司法不能裁決。」李念祖認為，司法機關最值得做的是判斷行政機關到底對不對，最重要的功能是保障人民權利，不然根本不需要行政法院，我國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就會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