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十一年磨難，歷史改寫，國防部終於重新核定蘇詠盛「因公死亡」改卹。使軍中人權的保障，向前邁進了一步，值得喝采！

蘇詠盛案為台灣軍中人權事件之一，若非家屬、大法官、委員四處奔走，才讓此案露出一線曙光。也因促成行政程序法第128條修正，放寬「新證據」的範圍，只要能動搖原處分正確性的證據，都算新證據；國防部重新邀集專家學者針對蘇詠盛案進行研議後，會議上得到一致性結論，支持國防部依法重新作成處分。

蘇詠盛在服義務役期間，因軍中長官之犯罪行為，被凌虐致死。這件原因案件是洪仲丘案前一章，是不該發生之人間悲劇，是釋憲史上少有的案例，更是少數犯罪被害人相關釋憲案，怎不特別值得大法官關注？然則非常非常遺憾，本件未能獲得過半數大法官之支持受理。司法人非得等著被立法者打臉嗎？要以屬立法裁量作藉口拒絕自我改正嗎？司法為民只能這樣消極地被實踐嗎？

109年三月間，由黃虹霞提出，黃瑞明、詹森林、謝銘洋三位大法官加入的釋憲聲請案不受理不同意見書，為十年前陸軍上兵蘇詠盛的悲劇發聲：蘇案家屬在窮盡救濟途徑後，轉向大法官聲請釋憲，可惜仍被多數大法官拒於門外。黃虹霞等四位大法官的不平則鳴：為什麼「新證據」範圍這麼狹隘？為什麼刑事判決已認定蘇詠盛是被長官虐死，國防部卻無法重新認定死因？

我們發現「蘇詠盛案」這樣的轉折其實並不突兀，基於依法行政原則，縱使該案已有確定判決，但行政法院駁回原告之訴的判決類型，依法本就沒有拘束行政機關的效力。就如林紀東教授所指「否定說」即是，亦即，自此開創了「依法行政」這個詞彙的新意義，只要做得不對，相關行政機關就應該「依法自我改正」，這在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128條已有明文規定。

另一方面，認定蘇詠盛被凌虐致死的刑事判決，其訴訟過程所踐行的程序，相對而言都比行政程序嚴謹、慎重，國防部本就得依事後的刑事判決及相關證據重新改卹，只是行政機關基於慣習，才讓一個並不複雜的法律問題變得糾結難解，每個經手本案且對家屬寄予同情的公務員，即使私下曾直言「當初不要上訴就好了」，可惜未有足夠的信心挑戰既有的行為模式。

蘇詠盛案珍貴之處在於，其見證了我們的國家體制具有自我改正的能力：（司法機關）有個別判決及少數大法官願意堅信原則，勇於發聲、（立法機關）能傾聽民意，並積極修法、（行政機關）即使是普遍被認為相對保守的國防部，也能勇於更正自己見解，最終成就一個民主體制下自我修復的案例─權力分立既有制衡也能協力，不僅為家屬打開另一扇窗，更正面強化了「依法行政」這個詞彙的意義，只要做得不對，相關機關就應該依法自我改正。

雖然，我們沒能接住蘇詠盛的墜落，但終究還能給他一個公道，讓悲劇不再只是悲劇，也再次提醒我們，國家必須為人民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代替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公僕，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門在內，都應該迎著蘇詠盛案喚來的陽光普照，讓每個陰鬱深處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