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俗話說，告田了田，告人了人。民間司改會及律師界曾向司法院建議制定「帶便當條款」，也就是法官調動時，必須將未結案件（俗稱便當）一併帶離直至審結，以免法官一升官或調動，民眾就得面臨重審、案件拖延或結果逆轉的不利後果。這些不確定因素往往讓當事人對遲來的正義是否到來、何時到來，充滿恐懼與不安，多少人因此從青壯到白頭？危害人權至鉅。

台北地方法院規定，承審社會矚目重大案件或遲延案件過多的法官，不得調庭或請調其他法院；北院行政庭長黃俊明表示，該院過去曾規定正在承審重大案件的法官若要請調，須將重大案件帶過去審理，不能留給接任的法官，這是所謂的「帶便當條款」；但實施成效不彰，有投機的法官調庭後，因不願審理重大案件，乾脆辭職不幹，案件最後仍回到原庭或重新抽籤。最近，審理國內首宗環保團體訴訟ＲＣＡ（美國無線電公司桃園廠）汙染案的北院羅姓女法官申請調庭，也被法官會議拒絕，據稱羅姓女法官有意請育嬰假抵制。

我們同意法官也是人，面對壓力也會有不同的承受力，但憲法第80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國家既賦予法官獨立審判權，法官在承擔此神聖的任務，除了專業與人權素養外，當有崇高的使命感才算適任，若遇到社會矚目或案情複雜的案件，就遲延審哩，甚至請調、請假、辭職的方式，將棘手案子「丟包」，其影響的層面恐怕不止兩造當事人，而是司法對國家維護法治、社會公平正義、人權維護的誠信原則，完全被扼殺了。法諺有云「公平與善良，乃法律之法律」法官調動案子相隨，是法官不負國家任命、人民付託最基本的誠信。

司改會指出，許多案件開庭很多次、審理好幾年，辯論終結前突然碰上法官調動，結果要再開辯論，形同重頭來過，讓許多律師或當事人氣得半死。司改會認為，專業爭議的案件，承審法官已耗費多時在了解專業上，一旦換法官，不僅新承審法官痛苦，律師和當事人還要花大量時間、精力成本讓新法官理解。律師界表示，訴訟實務上傳過的證人原則上不能再傳，因證人在法庭作證時陳述的神情、語調、反應等態度證據，無法反應在筆錄上，只有當時在法庭上的法官才能體察，新接案的法官根本不可能從筆錄中推敲證人證言可信度，換法官其實已違反「直接審理原則」。

換了法官，負責任的會重新審理，但因時間拖久了，許多證據的取得更加困難，真相更難釐清；有些法官甚至未深入兩造書證、證據、證詞等，尤其是行政法院，因為是民告官，法官有以自己所謂的「自由心證」率然做出「大逆轉」判決，造成不公之情事，不但法制未彰，更讓原告民眾含冤莫白，走進司法，出來的卻更添冤情，叫人民情何以堪？！93年間，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一起稅務訴訟案，黃姓法官數次要求中區國稅局提出課稅之依據，但被告國稅局遲遲無法提出，法官查出國稅局核課的金額有明顯錯誤，當庭公開撤銷全部課稅處分的心證，卻突然調到最高行政法院，該案由許姓法官接手，就直接開辯論庭，做出不利原告之突襲裁判，以致原本可得的公義與租稅人權被扼殺，毫無公義可言。

在訴訟實務上，案件被「丟包」有時候不只一次，有些案子接手的法官還沒開過庭又調走，再次被丟出去，丟個幾次，判決結果若能有遲來的正義，算是萬幸，但如此曠時費日，讓當初為法起訴的檢察官拖過十年懲戒時效，司法還是無法從最基礎之處改革。我們贊同資深法官建議，法官評鑑委員會應將此類法官列入不適任評鑑之外，也認為律師界對於司法院應儘速制定「帶便當條款」，且不只是專業案件，連開庭達一定次數或審理已成熟的一般案件，也必須一併帶走審結的建議須併行，才能著有成效。

案件遲延，受損的絕對是老百姓，雖然台北地方法院有所謂「帶便當條款」的規定，但實施成效不彰。維護人民訴訟權、護衛人權，應即催生法官「帶便當條款」。依據大法官530號解釋，特別指出「最高」司法機關才有發布規則的權力。最高司法機關具有司法行政監督權，其所發布的規則稱之為「審理規則」，包括事務上及人事上的措施，使司法裁判權得以順遂運作，相關的範圍甚廣。對於法官「臨陣脫逃」，有律師背景的司法院長賴浩敏，恐曾有過切身之痛，既說「一定要處理」就要劍及履及，而且「帶便當條款」應屬「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行政監督範疇，賴院長也是責無旁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