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纏訟近三十年的太極門案，雖被稱為法稅二二八，但其原點卻在於檢察官的濫權訴追。尤其在此案經十年之刑事審判而無罪確定之後，還留有更漫長的稅務訴訟。而在2017年的司改國是會議，已看出抑制檢察權濫用之急迫性，並因此決議建立檢察官的監督淘汰機制，惟造成太極門冤罪的始作俑者，既未受任何懲處，甚至還位居法務部高位。如此的結果，實是對台灣司法改革的一大諷刺，也讓人對檢察權的監督機制，必須有更為具體的檢討。

貳、偵查不公開與偵查透明性

一、偵查不公開不應是宣示

(一) 偵查不公開的重要性

  偵查之所以不能公開，乃因在偵查階段，證據尚處於摸索與找尋階段，尤其是若有犯罪者尚未被查出，過早的將案件細節曝光，必使犯罪人有所準備，而可以有時間為逃亡或滅據，甚至想辦法使相關證人封口。同時，媒體對於犯罪事件鉅細靡遺的報導，亦可能出現所謂模仿犯（copy cat），不僅會混淆偵查方向，也將使警察疲於奔命。

  而偵查不公開更重要的目的，即在防止因媒體的大量報導，致使輿論對被告產生未審先判之預斷。同時，此原則也在保護第三人，即目擊者或被害人的隱私權，以防止其受到不必要的干擾。惟偵查不公開並非絕對，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為維護公益或合法利益，仍例外可公開。如犯罪人脫逃，為使民眾加強警戒並防止被害，即有必要為公開;又若犯罪人不明，則必須尋求大眾找尋，而可在不公布偵查細節及維護被害者隱私權下，為適當的公開。這不僅可適度解消民眾對於案件的疑慮，更可將流言四起的全民偵探遊戲，轉成是對治安真正有助益的全民緝兇行動。

  在太極門案裡，承辦的檢察官，不僅於偵查階段，將所有資訊公開，還親上媒體表演，極盡所能的在製造有罪輿論的氣氛。只是此案在經過十年的刑事審判而獲得無罪判決之後，媒體早已不再關注，則當初所有不利或有損被告的訊息，卻又無法抹去，這又該向誰討公道？只是在太極門案過了二十多年後，檢警人員不遵守偵查不公開的規範，仍是時有所聞，如八里雙屍命案，檢察官於偵查中的大公開，又再度重演，甚至來到現今諸多受矚目之案件，亦是如此，難道，偵查不公開，真的只是訓示規定。

(二)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案件數反應問題嚴重性

  對於違反偵查不公開，雖一般民眾認為相當嚴重，卻缺乏實際數據為支持。而以台北地檢署所公布的113年的偵查不公開檢討報告來看，第一、二季蒐集事件為343、第三季為292、第四季為220，明顯多於前一年度超過300件，這似乎與大眾的直覺感受相當[1]。惟如此多的案件，實際進入討論的案件總數，全年卻僅有100多件，真正進入調查僅有21件，最終懲處僅一人，且為偵查輔助機關。

  如此的統計數字，已然凸顯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案件數的確嚴重，卻凸顯一個很大問題，即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弊，也是造成最終懲處者，竟只是階級最低者。而從此統計數字，亦可發現違反偵查不公開於重大矚目案件，已成為常態，卻無任何制衡機制。尤其是在偵查資訊，可能被有意且選擇性釋出下，就可能產生以下問題：

1. 有罪偏見：由於釋出的偵查資訊，都對被告不利，就可能使被告在未正式審判前，已被標籤為有罪，致使輿論完全導向起訴者一方。
2. 影響羈押決定：羈押目的，雖不是在判斷被告有罪、無罪，而僅是在保全被告與證據，但在輿論已經瀰漫被告有罪的氣氛下，若檢察官向法院聲押，實惠給法院在決定是否羈押時，產生極大的壓力。
3. 經污染證據的充斥：由於偵查階段所取得的證據，尚未受到法定程序的嚴格檢驗，卻可能在偵查階段，就已外溢致媒體，這可能會影響到將來的正式審判。

尤其在國民法官法實施後，為防止國民法官在正式審判前會先產生預斷，故在國民法官法中，特別採取所謂起訴狀一本，即檢察官起訴時僅能給法院起訴狀，相關卷證則保留在檢方。而相關卷證，亦要在準備程序受到嚴格檢驗，凡被污染之證據就應被排除，而不能在正式審判中使用。只是若在偵查階段，早已被偵查者有意且選擇性釋出，這些防止預斷的機制，都將留為空談。

二、偵查如何保證公正與透明性

(一)偵查如何透明性

  由於偵查不公開之故，就會產生偵查的密行性，致易造成不正手段取供。而為防止如此的情境出現，目前刑事訴訟法有以下措施:

1. 告知權利之義務：無論是司法警察、還是檢查官，都必須在偵訊前為權利告知，如得保持緘默、得請律師等。
2. 全程錄音錄影：以為事後檢驗取證過程之正當性。
3. 律師在場權。

只是上述措施，卻不能保證偵查的公正性，致還得有事後審查之必要，即在偵查終結後，有關偵查資訊，是否可公開受檢驗之問題。

(二)偵查終結後的公開問題

  就偵查階段，因強調不公開原則，故僅有在羈押審查程序，辯護人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第1項，因有權檢閱卷證及抄錄攝影，致可能取得偵訊的錄音錄影內容。而依同條第2項，辯護人因此所取得的證據資料，是不能公開、揭露或為不正當目的之使用，若有違反，就觸犯刑法第132條第3項，即法定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

  至於在案件起訴之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2項，辯護人或被告，因行使閱卷權，亦會因此取得偵訊的錄音錄影光碟。而於此時，因已無偵查不公開之束縛，是否代表此等內容，即可對外公開，卻一直有正反兩極之看法。

  若從正面來看，將偵訊內容於法庭，甚至是媒體公開，就可避免偵查的密室化，並保有事後課責之可能性，這絕對是防止不正偵訊的最重要手段。惟從反面來說，於偵查階段所取得的相關卷證繁多，恐會有涉及他案機密或他人隱私權之問題，若一概暴露在公開審判或媒體之上，顯會傷及無辜第三人，致必須有所保留。

  而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5項，因閱卷而持有證據資料者，不得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但此條文並未規範任何違反的處罰效果，反倒在法院組織法第90條之4第2項有處三萬到三十萬元罰鍰之規定，只是此條處罰範圍，僅限於法庭錄音錄影內容的不當使用，是否能涵蓋偵訊內容之訴訟外使用，卻有疑問。

  至於目前唯一有刑事責任規定，乃出現在國民法官法第60條第2項，即案件起訴後，檢察官向被告或辯護人為證據開示，因此所取得的卷證資料，若為不正目的之使用，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五萬元以下罰金。惟此罪所處罰的對象，雖包括被告、辯護人，甚至是輾轉取得者，但所謂不正目的使用，卻屬極度模糊，致易流於恣意解釋。更何況，在非屬國民法官法之案件，刑法或刑事訴訟法並無相對應之究責規定，就處於法律空白之狀態。

(三)審判時勘驗之必要性

  對於偵訊錄音錄影內容，是否在起訴後，即可全面對外公開，因涉及多元權益之衝突，勢必得全面檢討與修正。惟就法庭審判，若被告方對偵訊程序有所質疑，尤其是涉及是否不正方式取供時，基於直接審理及保證偵查透明性，法院就應當庭勘驗而無拒絕之理。

參、羈押不應成為人質司法之手段

一、羈押的侵害人權性

  羈押，不僅是對人身自由的拘束，被告也會因此與其家庭、工作失去連結；雖然羈押並不代表將來一定有罪，但無法否認，必會影響被告名譽，甚至提早被貼上犯罪者的標籤。又在法院裁定羈押禁見之場合，被告雖能與律師接見與溝通，但因是在看守所面會，所謂辯護權，就可能受到時間、空間之限制，致無法獲得充分保障；更有甚者，羈押期間若檢察官三不五時提訊，被告可能在自由意志減弱的情況下陳述，甚至是認罪，以致陷入人質司法的境地。

二、羈押應是最後手段

  我國的防逃機制一直為人所詬病，故在2019年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時，除增加限制出境、出海專章外，亦修正第116條之2，有關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根據此條文第一項，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在考量公益與人權而有必要時，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除定時向指定機關報到、禁止對證人或被害人等的身體或財產為危害、不得從事與治療無關的活動等原有規定外，也增加要求被告交付護照與旅行文件、未經司法機關許可不得離開一定區域，甚至可施以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措施。這些替代羈押之手段，既可同時併用，也準用於檢察官或法官逕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及撤銷羈押等情形。

  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必須在犯罪嫌重大，並有逃亡、湮滅證據、勾串證人或共犯之虞，且無他措施，諸如保釋、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或電子監控等可為替代下，才得對被告為羈押。

  刑訴法如此規定所彰顯的慎押原則，除以符合無罪推定及對被告權利之保障，也在避免檢察官動輒以聲押被告，來為取供或取證之手段，並期能以找尋科學證據為優先。

三、人質司法不應成為常態

  只是法制的變革，未必代表執行沒有落差。以羈押決定來說，檢察官動輒要被告認罪以來換取保釋，仍所在多有，且即便羈押審查採取強制辯護，但法官不看證據，只看罪名輕重與輿論反應來決定，似乎也不會消失。更值得檢討的是，對羈押者的處遇，原本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除了人身自由受拘束外，其他自由權的行使，理應不能受到太多限制。惟觀羈押法，對於羈押被告的處遇幾乎與受刑人一模一樣，且在大法官相繼於釋字第755、756號解釋，強調受刑人仍應受到基本的人權保障下，於現今，反而出現羈押被告的保障不如受刑人的詭異現象。

  再就現實面來說，雖然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已重申羈押被告與辯護人間的溝通與接見權不能被干擾，更不可全程監聽、錄影，只能由戒護人員監看不與聞。只是如何只看不聞，實難以想像，且在這樣的監視下，如何能有效為溝通與辯護，實也無法理解。更令人質疑的是，根據羈押法第23條之1第2項，對於被告與律師的來往文書，基於維持看守所秩序之必要，仍可對之進行檢查，如此廣泛無邊的目的，既把律師看成是潛在的犯罪者，更完全挖空了被告與辯護人間的秘密溝通權。

  此外，在偵查中羈押，一次兩個月，可延押一次，原本是希望檢察官能迅速蒐證，以迅速將案件終結，卻往往成為偵查的期限，就容易使檢察官的提訊，重點不在釐清案情，而是另有所圖。尤其當檢察官開始訊問，被告若無法忍受看守所的惡劣環境，就很難不及早認罪以求得保釋，羈押就著實成為非任意性自白的根源。也因此，在羈押被告不是受刑人，也受無罪推定的保障下，處處充滿違憲及違反人權保障的羈押法實應全面修正，否則，羈押就很容易與「人質司法」劃上等號。更重要的是，檢察官應該深切體認與檢討，羈押絕對是保全被告與證據的最後，而非最優先手段。

肆、對檢察官的事後究責之困境

一、濫權追訴罪之難題

  對於檢察官濫權訴追的事後究責條文，最主要為刑法第125條第1項，尤其是第3款的濫權起訴或不起訴罪。惟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濫權追訴罪的成立，卻有相當嚴格的要件。

  首先，就客觀要件，雖規定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惟是否真為濫行起訴或不起訴，必然得等案件確定後，才足以得知。甚且就算最終被告獲判無罪，也未必代表檢察官濫訴，這是因此罪成立乃限定為確定故意，故即便檢察官未能確實顧及被告有利之事實而起訴，亦僅能論以過失或不確定故意，亦難成立此等犯罪。而要件會如此嚴格的原因，即是在保障檢察官能無後顧之憂，並能因此獨立行使職權，只是如此的目的，卻也因成立要件嚴苛，致難對檢察權的濫用為有效抑制。尤其在司法實務，針對此罪的被害人，又採取嚴格解釋下，更使此罪已形同具文。

二、追訴權時效已過之問題

(一)刑事追訴權時效之目的

  刑法之所以要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其目的在於國家的追訴權，若長久不行使，即便犯罪人得以逃脫追訴，卻可能時時惶恐不安，已形同一種煎熬與處罰，基於使犯罪人改過向善的目的，自然不應再對犯罪人為訴追。其次，若國家訴追權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而難以審判。所以基於法安定性的考量，自必須使國家的追訴權喪失。

(二)時效起算之荒謬性

  太極門案經三審判決無罪確定[2]，此案被告並因此獲得冤獄賠償後，針對濫行追訴的檢察官，勢必得為究責。惟關於刑法第125條第1項的濫權追訴罪，在本案尚未受無罪判決確定前，即便被告為告訴或告發[3]，亦可能因案件仍在審理，而無從證明檢方是否濫訴，被以行政簽結的方式終結，則只有當被告受無罪判決確定後，才足以證明檢察官有成立此罪之可能。

  而若等無罪確定後才提告訴或告發，卻可能因案件審理時間可能相當漫長，甚或檢方不斷提起上訴，以來阻止案件確定下，而因此逾越了追訴權時效，即便有罪，恐亦無法訴追，如此的困境，亦凸顯在本案中。所以，針對檢察官濫訴之行徑，基於上述原因，根本無法於判決確定前提起告訴或告發，而讓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再加以此類行為乃屬於檢察體系內的犯罪，檢察官雖為偵查與訴追主體，卻不可能主動偵查此種案件，更遑論起訴下，自無法依據現行刑法第83條第1項的規定，而讓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則隨著審判時間的拖長，當受冤屈者無罪判決確定之時，追訴權時效實難有不過之理，所謂冤罪究責，又再次淪為空談。

  故司法實務如此荒謬的見解，只突顯出司法體系自我防護、自我掩飾的弊端。而在刑事究責不能僅剩下行政懲處的手段時，又得受限於法定十年的懲戒時效，只是在我國審判期間動輒超過十年下，如此的懲戒時效，無異是對司法人員違法濫權行為的保護傘，並於太極門案裡顯露無遺。

伍、必須建立中立客觀之檢察官監督機制

  所以從太極門案所凸顯的檢察權濫用問題，至今仍未改變，重要原因，即是濫權訴追者未曾受到任何法律究責，卻仍扶搖直上。如此的結果，就很易使檢察體系成為掌權者之工具，就使檢察體系失去其該有的中立與客觀性。而會造成如此的結果，有很大原因，即是現行法制，缺乏有效且具有外部性的監督機制。如以目前的檢察官評鑑委員會來說，13位委員，除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代表共7位外，還有所謂社會公正人士6位，但此6位乃由法務部長遴選，就可知此委員會的獨立性到底多高，致使此等委員會，只僅具櫥窗之作用。

  也因此，對於監督檢察權之機制，實不應有任何內部人，若果如此，就宜採取日本檢察審查會之必要。而此等委員會之組成，乃完全來自人民，即具有公民身分者，皆有成為檢審員之可能性，並藉由個案，隨機選出公民以來組成委員會，以來審議檢察官的起訴或不起訴，是否合法、正當。藉由如此的組成，不僅可免於任何外力之干預，且是由人民組成，更具有民主正當性。而事實上，在2017年的司改國是會議，早已做出必須建立人民參與檢察審查制度之決議，只是時間經過了8年，仍是原地踏步，致凸顯台灣司法改革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