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Davide S. Amore
作者：達維德·蘇萊曼·阿莫爾
作者介紹
Davide S. Amore達維德·蘇萊曼·阿莫爾是一位歷史和文學講師，任教於I.C. "G. D'annunzio"，同時也是一位宗教史學家和中世紀文獻學家。他是SISR（義大利宗教史學會）的成員。他在薩萊諾大學完成學業，受到Giovanni Casadio教授的指導，撰寫了一篇關於哈蘭的薩貝安社區的論文，其中部分節錄已在知名學術出版物中發表。他先後獲得歷史方法學和宗教研究的碩士學位。自2019年以來，他一直是SISR的成員。他在14歲時成為穆斯林，並決定專攻伊斯蘭研究。他獲得了《古蘭經》誦讀的ijāzah（許可證），自2010年以來，他是Murabitun世界運動（MWM）的成員，該運動由Shaykh Abdelqader as-Sufi（別名Ian Dallas）創立。他是多篇科學和大眾出版物的作者，並編輯和翻譯了Simone Barcelli的《L'enigma delle origini della razza umana. Miti e Leggende: le cronache di un misterioso passato》（2001年，Verona: Edizioni Cerchio della Luna），以及Abdassamad Clarke的《Follow the Money: A Muslim Guide to the Murky World of Finance》（2018年，Imperia: Edizioni Al Hikma）。他還與Anna Maria Turi博士合著了一本研究波斯蘇非詩人穆拉納魯米（Jalal al-Din Rumi）生平的合作研究，該書於2023年1月出版，書名為《L'Amore che danza. Storia di Rūmī, poeta e maestro sufi》（Udine: Edizioni Segno）。此外，他還與Diego Marin博士合作進行了一項關於中世紀銀行體系的神秘宗教根源的研究，該研究即將發表。
本文探討了稅收淪為操縱控制工具，而成為迫害心靈和公民自由的隱藏手段。文章以台灣太極門案為例，結合伊本‧赫勒敦關於財稅正義與道德治理的思考進行分析。透過現代官僚權力過度擴張的案例與古典的稅收和社會凝聚力理論進行比較，本文論證了過度或不公正的稅收，將會破壞法治的道德和社會秩序基礎。分析表明，財稅不公不僅是經濟上的失敗，更是道德上的敗壞——它破壞信任、侵蝕自由，並預示文明的衰落。
稅收是國家權力最根本的工具之一。理想情況下，稅收是維持政府運作、資助公共服務和保障社會福利的手段。然而，當稅收超出其合理範圍或被歧視性操縱時，就會從一種公正機制轉變為一種壓迫手段。歷史上有大量案例表明，財稅政策曾被用來邊緣化、削弱或壓制特定群體。在現代社會，這個過程往往以更隱密的形式出現，國家利用稅收或監管措施來控制那些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符的心靈或道德團體。
台灣太極門案凸顯了財稅權淪為迫害工具的情況。太極門是一個致力於修身養性、道德教育和促進和平的心靈文化團體，數十年來卻持續受到以稅收為藉口的行政和法律迫害。儘管司法機關已確認太極門的清白，稅務機關仍堅持對其處以罰款，最終甚至沒收了其聖地。這一案件說明，合法的外表可以掩蓋嚴重的道德淪喪。這種濫用稅收的行為不僅是財政管理不善的問題，更是國家與其公民之間道德失衡的現象。
本文將太極門案與十四世紀北非歷史學家兼哲學家伊本‧赫勒敦的理論進行比較。伊本·赫勒敦在對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分析中，將財稅正義視為文明穩定的核心條件。對他而言，稅收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道德治理和社會團結的體現。本文透過伊本·赫勒敦的洞見審視當代太極門案件，闡明財政不公如何破壞社會信任和精神自由。
太極門與台灣當局的衝突源自於對自願贈與的誤判，將其視為應稅所得。儘管司法判決已確認這些贈與屬於個人饋贈，稅務機關仍將其視為交易，並在法律判決無罪後持續徵稅、罰款。這種持續的處罰將原本技術性爭議變成一場道德危機，行政程序被用來壓制一個心靈團體。持續的不公正稅收，實際上已妨礙了太極門推動道德和教育使命的能力。
此案揭露了官僚機構凌駕司法之上的強制執行權力。最初對財稅違規的指控演變成一場爭取認可和尊嚴的漫長抗爭。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稅捐的徵收，而是透過經濟壓力來確立控制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太極門案體現了稅收如何披著合法的外衣，被作為隱藏的鎮壓手段，實際上侵蝕著基本自由。
伊本·赫勒敦認為，稅收既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倫理現象。在他循環往復的歷史觀中，社會社會最初以正義、節制與團結為本；然而，當統治者逐漸與脫離人民的疏離時，他們便藉由過度徵稅來維持自身的奢靡和權力。這個過程削弱了經濟生產力，瓦解了維繫社會團結的互信紐帶。因此，過度徵稅不僅是道德淪喪的指標，也是政治和精神衰退的根源。
在伊本·赫勒敦看來，合法的稅收是建立在公正和共同目標之上。當稅負輕且公平時，公民更願意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而當稅負過重時，則會打擊人們的積極態度，引發怨恨。久而久之，財政體系本身也會腐敗，淪為權力的利益工具，而非人民的福祉。他認為，不公義會摧毀文明，因為它破壞了經濟生活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因此，一個國家的健康狀況，可以透過其稅制的公正性來衡量。
從伊本‧赫勒敦的理論架構來看，太極門案是其所描述的社會崩潰的一個現代案例。當稅制失去與正義的連結時，它便淪為統治的手段，而非服務的工具。在本案中，財稅機制被用來對一個挑戰行政權威的團體進行道德控制。由此導致的信任崩塌，與伊本·赫勒敦對王朝衰落後期階段的描述如出一轍：統治者脫離道德約束，利用稅收謀取短期利益。
伊本‧赫勒敦的分析和太極門案都凸顯了一個更深層的原則：財稅正義與道德正當性密不可分。一個無視稅收道德底線的國家，會破壞其賴以穩定的社會團結。政府與公民之間信任的削弱，不僅會導致經濟效率低下，還會導致社會疏離。當公民認為稅制不公正時，他們就會撤回對社區的道德承諾，從而造成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衰落的前兆——社會分裂。
稅收的道德層面超越了經濟和法律範疇，它關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完整性。公正的稅收制度能夠促進互信：公民之所以願意履行納稅義務，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貢獻用於合法透明的目的。一旦這種信任遭到破壞──例如透過任意執法或歧視──稅收就不再是合作的手段，而是不公正的象徵。
太極門案指出，財稅不公不僅會侵蝕物質福祉，還會侵蝕精神生活。國家將自願捐贈視為應稅收入，未能體認到捐贈行為的道德和象徵意義。如此一來，國家將良心的表達簡化為金錢交易，否定了精神層面慷慨之行為所蘊含的倫理初衷。這種簡化呈現了現代治理中一個更廣泛的危險：以行政程序取代道德判斷。
稅收反映了政府的道德層次。當稅制以正義為指導時，它能增強社區凝聚力，促進社會福祉，並維繫信任。而當稅收被用作控製手段時，它會侵蝕公民自由和精神自由。由太極門案可知，濫用財稅權力會損害基本權利，而伊本·赫勒敦的分析則揭示了這種濫用權力預示著社會道德的更深層次的衰落。兩者皆說明，財稅正義不僅是一種行政理想，更是維護良心、團結和文明本身的先決條件。
原文連結: https://bitterwinter.org/the-tai-ji-men-case-in-the-context-of-ibn-khalduns-le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