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美國歷史學教授傑瑞‧穆勒(Jerry Z. Muller) ，在2019年在《失控的數據》一書揭露追求績效將為組織帶來災難與惡果。傑瑞在書中指出警察為追求降低犯罪率的績效目標，接到案件的警官可以故意把案件分到分到錯誤的類別中，或是修改報案內容，把它變成較輕的罪。「非法侵入」可以改成「擅自進入」，「破門闖入車庫偷竊」可以改成「損毀他人財物」，至於竊盜可以改成「遺失財物」。另外，緝毒組的刑警感興趣的是如何達到績效目標，一天之內逮捕五個販毒的青少年，所產生的績效數據比花好幾年的時間逮捕大毒梟要好看得多。警察體系將績效做為獎賞，即可能會導致濫權或違法的情事。在台灣警界為追求績效，除了造成濫權外，也曾發生違法事件。

音樂老師詹慧玲2021年4月遭桃園中壢興國派出所員警葉政昱盤查，理由是「我沒看過你」，葉姓員警涉及濫權盤查與強制罪嫌，於2023年1月底遭桃園地院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判決有期徒刑4月，又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6月。2023年3月詹慧玲與律師前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遞交「國家賠償聲請」，希望主管機關應藉本案正視警察濫權執勤的錯誤，向被害人詹慧玲誠意道歉。

「盤查」，是民眾相當熟悉的警察職權之一，在保障人民權益，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上，的確有其必要性與功能，從媒體報導中，民眾看到在各個階層與角落，因警察盤查而發現的違法事件或通緝犯事件時有所聞，但其前題必須是依法行事。

回顧詹慧玲事件，桃園地院判決指出，詹女當時獨自行走在公共道路外側，外表整潔、神色正常，葉員攔檢詹女時，詹女除質疑葉員盤查的法律依據，並無攻擊、衝撞警察或加速逃逸之行為，難認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任一款而發動查證要件。但葉員當時仍以身體阻擋詹女離去，並要求她等待支援警力到場並到派出所查驗身分，行為已構成以強暴方式妨害詹女行動自由權利；葉員對詹女違法攔檢，已觸犯強制罪。

法官認為葉警，本應端正行止、奉公守法，並避免使用不法強制力於無辜人民，竟不思克盡保障人民權利之職責，於值勤時假借職務上機會，對於行止正常的路人，以身體阻擋去處的強暴方式施以違法盤查，而妨害詹女行使其行動自由權利；更有甚者，葉員違法攔阻盤查詹女在先，卻藉口對方妨害公務而加以違法逮捕，剝奪行動自由並造成詹女身體受傷，除造成詹女損失外，並嚴重影響人民對警察之信賴，損害警察形象，因此分2罪論處4月及6月徒刑。

相較於詹慧玲警察濫權事件，發生在2020年9月19日的竹北事件，當日於路旁舉牌表達法稅訴求的六旬黃姓志工(以下稱黃媽媽)，傍晚被竹北六家派出所警察盤查後以現行犯名義被帶回派出所偵訊，半夜移送新竹地檢署，檢察官竟在深夜受理並對志工媽媽限制住居，直到凌晨一點左右才將她釋放，黃姓志工媽媽歷經7小時高壓力的扣押、訊問，走出地檢署即昏厥送醫，醫師診斷為急性壓力症候群。律師蔡富强表示，警察侵害到人民的言論自由權，他們假盤查之名，行妨害人民表達言論自由之實，這些警察都犯了刑法第304條的強制罪，且違反了刑法第134條假藉公權力去剝奪妨害人民表達言論自由的權利，又實行拘禁非法逮捕，假藉公權力，依法要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

六個月後，檢察官查無具體證據不起訴，為此，黃媽媽在獲不起訴處分之後，提出了自訴案，並狀告濫權的警察，同樣是警察濫權，黃媽媽事件向法院提告卻慘遭駁回的命運。同樣的警察濫權事件，卻發生不同的司法判決結果，凸顯台灣司法不同調的問題，是對台灣司法信任度造成一定的傷害。

此外，遭警察濫權盤查並被警察「大外割」的詹慧玲老師認為，雖然葉姓員警已遭法院判決受到處罰，但這不是一個人要背負所有的責任，若是長官為了績效，要求基層警員的破案紀錄，導致求功心切的違法盤查，甚至逾越職權去「製造民眾妨礙公務之犯罪事件」，不只員警本身有錯，也是警政體系急須改革的問題

被量化的績效所困的，不僅是警察體系，在台灣稅務員與行政執行官也都會貪圖績效獎金，而有濫權、違法情事，例如，基隆市民陳清旭因積欠一萬八千元交通罰款，遭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拍賣一家六口安身價值250萬的祖厝。行政執行署官員為了績效超額查封，並涉嫌偽造查封封條日期等偽造文書。2009年9月2日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國稅局辦理太極門稅務案件，涉違法隱匿證據公文、偽造文書等情。這些看似個案的案例都只是冰山的一角，凸顯在冰山底層的是整個體制中許多設計不當的制度與人謀不臧，亟待改革。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成績效可以激勵士氣，都認為用績效指標來決定發放獎金，可以提升行政效能。而《失控的數據》的作者傑瑞‧穆勒打破大家的認知與觀念。傑瑞‧穆勒認為績效的優點已經被過度誇大，而為了它們所要付出的代價與痛苦通常都沒有獲得大家的重視。作者認為以績效做為獎勵，在賺取利潤的機構中，這麼做或許會很有效，但在那些對工作懷抱更高理想的機構中，只要獎賞與績效綁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場欺瞞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