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連假首日，太魯閣號列車在行經花蓮大清水隧道時，被一輛由邊坡滑落至鐵軌的工程車撞上，造成49死200傷的嚴重意外。經檢警調查發現，承包商早有管理不善工安意外頻傳紀錄，然而在官官相護陋習下，公共工程未有適當監督，被層層轉包到不合格的承包商手上，終至巨災。
官官相護的源頭是1985年版的《公務員懲戒法》，其第25條：「懲戒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免議之議決….….三、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然而，對於失職官員的任用機關何時移送並無法規強制規定，因而常見機關首長刻意延宕超過十年才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結果是免議，失職官員不受懲罰，這造成極惡劣的後果：公務機關不思進取改善，首長逢迎阿諛較易升遷，部屬不做不錯才好保住退休金。台灣企業普遍採行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是要建立〔計畫-執行-檢查-改善〕良性循環（Plan-Do-Check-Action，PDCA），檢查到缺失就要在一定期限內改善，才能不斷提升品質。相對於台灣企業的積極向上精神，公務機關是因循怠惰嚴重落伍了。賞善罰惡本是任何機關一定要做的人事管理措施，《公務員懲戒法》原意是「官官相督」，政府本應照五權分立來制衡，當行政機關未依法（即「計畫」）執行時，就要讓行政機關外獨立公正的官員，如監察委員深入「檢查」內部缺失，然後由司法官對失職人員適當懲處以「改善」缺失，好引導公務機關進入良性循環。不幸的是，《公務員懲戒法》東施效顰學刑法加入了時效限制，反而變成公務員「保護」法，把「改善」一環銷毀，罰不到真正失職的官員，就不能良性循環，更無從改革。
1985年版《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的時效限制，形成「家醜不外揚」、「刑不上大夫」陋習，而且不分處罰輕重一律是十年時效，經司法院釋字第583號解釋指其未符合比例原則。因此到2015年修改為第20條，對於較重的免除職務及撤職的處罰不再有時效限制，總算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對於較輕的處罰則是縮短時效為五年，官官相護就更容易了。到2020年因應懲戒委員會改制為懲戒法庭，《公務員懲戒法》再次修訂，但時效限制不變。很遺憾的，2015與2020年兩次修訂，都未堵住任用機關「刻意延宕」這個大漏洞，只要任用機關不移送，全民就眼睜睜看著失職官員藐視監察院，直接羞辱五權憲政體制。
要限制時效，應該是要求失職官員的所屬機關在一定期限內要做出懲處，不論是機關自行懲處或移送懲戒法庭，都不可拖延。台灣可參考美國的「藐視國會罪」（2 USC § 192），美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各委員會，都可傳喚公務員本人或是調閱其經辦的文件（即人證或物證），違者可被處1至12個月徒刑，併課100元至10萬元罰款。美國國會傳喚人證或物證正是在行使屬於立法權之下的監察權，與台灣五權憲法下的監察權是一致的，故而台灣可參考美國的「藐視國會罪」，在《公務員懲戒法》加入法條，對於監察院移送各機關議處的糾舉案，明定處理期限，若機關首長刻意延宕，即施以刑事及罰款處分。如此才能敦促機關首長認真懲戒，必能有效提升公務員為民服務的品質。
監察院於2021年1月彈劾蔡甄漪檢察官，因蔡偵辦一起搶奪手機案有嚴重疏失，造成無辜嫌犯冤獄119天，後獲得冤獄賠償59萬多元。蔡雖同意賠償33萬元，但監察院仍然認為蔡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故捨棄移送法務部究責議處（糾舉），而是直接移送懲戒法庭（彈劾）。彈劾案成立要件是須經兩位以上監察委員提案，九位以上審查及決定；糾舉案則是一位監察委員提議，三位以上審查決定，門檻遠低於彈劾案。中華民國行憲以來，彈劾案多用在機關首長、民選首長和高階官員，很少用在基層事務官。照法理而言，糾舉是監察院認為案情較輕，由機關首長依相關法規視案情輕重，行使行政管理權加以懲戒即可，例如記過、減俸、降級等，除非是機關首長在適用法規上有疑慮，才需要移送司法院的懲戒法庭，由司法權而不是行政權議處。不論處分輕重，這是機關首長的權責，不及時作為就是瀆職。利用法律漏洞故意延宕十年，機關首長當濫好人大白臉，把黑鍋甩給司法院懲戒法庭來背，也推卸自己監管不周的罪責，更是在啃蝕憲政體制。21世紀的台灣，難道還在用19世紀慈禧太后的闇黑權術？
《公務員懲戒法》未明訂失職官員所屬機關懲處或移送期限，數十年來早已是眾所周知的遮羞布和逃生梯，讓監察委員眼睜睜看見失職官員逃過國法制裁，政府威信喪盡。最難看的是25年前濫權起訴太極門的侯寬仁檢察官，被廖健男、李伸一、趙榮耀三位監察委員著手自動調查，有違反偵查不公開、違法搜索、僭越職權等八項重大違失，移送法務部「從嚴究責議處」，法務部竟然刻意讓監察院的公函在各機關之間游走而不處理，硬是拖過十年效期。監察院痛批法務部「有衝撞現行五權憲政體制之虞；復未能依職權明確處理，導致懲處案延宕多年，戕害檢察機關公信至鉅」。然而，《公務員懲戒法》的大漏洞不補，連地位崇高監察委員也莫可奈何。
比較25年前侯案和今年蔡案，顯然侯案濫權違法嚴重得多；蔡案起因是蔡執行公務不用心，雖然馮京馬良疏失相當離譜，但蔡案確實是無心之過，並無證據顯示蔡藉此謀取不法利益或公報私仇；侯案起因卻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整肅，完全無中生有；國家為侯案付出冤獄賠償達數百萬元，全數由納稅人買單，侯本人分文不付，也未受任何懲處；侯案衍生的假稅案卻可以真實違法行政執行，形成國家暴力強奪民產，使政府信用破產名譽掃地。何以監察院捨棄對嚴重的侯案糾舉、卻對輕微的蔡案彈劾？本文解讀：侯案之後，監察院已經不認為法務部能自省自清，所以對蔡案不再依慣例糾舉，而是用高規格的彈劾。蔡檢察官或許會認為自己罪小卻被重罰有些委屈，但本文認為最該檢討的還不是蔡檢察官，而是法務部。15年前法務部若是依照監察院函「從嚴究責議處」侯檢察官，必能惕厲公務員，何至今日發生蔡案及太魯閣列車案？
論語記載了前人的大智慧：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夏說：「小人之過也必文。」公務員和公務機關都不是聖人，都會犯錯。公務員犯錯被監察院彈劾或糾舉固然不光彩，但是只要認真改過，日後就能不貳過，政府的威信還是像日蝕過後一樣，「人皆仰之」。政府威信會喪失，不是因為無過，而是因為用盡手段掩飾，讓人民看破手腳。侯案、蔡案及太魯閣列車案丟盡政府顏面，造成損失難以估計，還能再掩飾嗎？於今之計，首在廢除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的時效規定，代之以「受監察院糾舉之公務員，其任用機關必須在兩個月之內檢附相關文件移送懲戒法庭，或是議定懲處方式」，如此才能封鎖失職公務員逃脫懲戒的漏洞，促使任用機關檢討改善，政府才能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