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3）的8月28日是美國已故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演說「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50週年紀念日，全美各地紛紛舉辦大規模紀念活動，來緬懷金恩博士對於人權的貢獻。

與金恩同個時代的人權鬥士，還有被尊為「美國現代民權運動之母」的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1955年，她在公車上堅定地拒絕「依法」讓座給一位白人男子，她的入獄意外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黑人民權運動，因而贏得了舉世的尊敬，也給後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人權遺產。

金恩和帕克斯都是「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運動的偉大實踐者。談到「公民不服從」，就不能不提到美國作家、哲學家暨廢奴主義者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其一生最為人稱道的除了《湖濱散記》一書外，就是那篇著名的〈對公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nce to Civil Government），這篇文章日後成了「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論述基礎。梭羅認為，一個國家被一個團體治理時，不意謂著治理者是最正確的，只是它此刻「最強大」，而這個最強大的力量所制定的法律，卻未必有良心。梭羅主張，人民應以非暴力方式反抗他所認為不公義、不合理的法律與政府，但同時也必須接受遭法律懲罰作為代價，而他本人也曾因「抗稅」，拒絕繳稅給好戰及實施奴隸制度的美國政府，而被捕入獄。

「公民不服從」是一種「不抵抗的抵抗」，公民對於心目中不合理的政策或法律，採取非暴力的方式，喚起民眾的注意，從而迫使政府改變政策。這其中有幾個要件：首先，其動機必須出自公義與良知，「我為人人」，不包括損人利己的犯罪行為；它是一種訴諸全民的公開的政治行為；所採取的手段必須是「非暴力」的；參與者願意承擔「違法」的後果。

「公民不服從」其實並非梭羅首創的，而是源自西方政治思想源遠流長的傳統，甚至可追溯自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將自己比喻成一隻「牛虻」，而城邦則是一匹高貴的馬，需要牛虻不斷地刺激牠，所以他不斷地「騷擾」、勸誡和駁斥每個人。後來，蘇格拉底被控告蠱惑年輕人及不尊敬神明，但蘇格拉底在法庭上大聲為自己辯護，堅持自己是對的。陪審團判決他必須服毒自殺，但其實陪審團並無意置蘇格拉底於死地，蘇格拉底有機會越獄，免於一死，但卻被他拒絕了。最後，蘇格拉底選擇遵守判決而服毒自殺。雅典人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好讓他永遠閉嘴，然而諷刺的是，就在蘇格拉底死後不久，雅典的民主即告墮落，輝煌的時代就此遠去。

反觀在中國，並沒有這樣的政治傳統。《孟子》一書中有兩段很「經典」的對話，其一是孟子對（梁惠王）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其二是齊宣王問孟子：「臣弒其君可乎？」孟子膽子不小，竟然回嗆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由此可見，在面對不合公理的政策及政府時，孟子的主張顯然要比蘇格拉底激進得多。

其實，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人民的角色是很兩極化的，要不就在皇權統治下做個百依百順的順民；要不就揭竿而起，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在「順民」與「暴民」之間，並沒有「不服從的公民」這類的中間角色。因而在論及「公民不服從」運動時，「不服從的公民」每每被「簡化」或「醜化」為「暴民」，就連過去在大學教授自由主義思想、政治學者出身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如今也同樣將「不服從的公民」與「暴民」混為一談，而其所譴責的「暴力行為」，充其量不過就是翻牆、噴漆、貼貼紙、裸身尿尿，再了不起就是砸雞蛋，不過砸的若是石頭和汽油彈，那就另當別論了。

聲援大埔事件的學生、民眾，8月18日深夜突襲內政部靜坐抗爭，部長李鴻源放話，要移送法辦，引發不滿，而在行政院將抗議民眾移送法辦後，主辦單位也發起了「自首活動」，符合「公民不服從」運動所主張的「參與者願意承擔違法的後果」。相較之下，自許師承當代自由派政治思想巨擘漢娜•鄂蘭（Hanna Arendt）的江宜樺，看來卻是「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無怪乎曾為《公民，不服從！梭羅最後的演講》一書寫序的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笑說，江院長應該回頭看看自己寫過的文章，「人民不會沒事走上街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