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合併申報制是我國綜所稅制的特點，但合併申報適用累進稅率須繳較多稅款，長久以來被批評是處罰婚姻者，財政部官員卻以合併申報能增加稅收之理由，讓它屹立數十年。終於在101年1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做成第696號解釋，認定此有差別待遇違反平等原則宣告違憲，並應於兩年內失效。

財政部本來應該在去年103年1月20日期滿前完成修法，卻遲至今（104）年1月在立法院剛結束的會期完成三讀，並追溯去年生效，今年五月申報綜所稅時夫妻的非薪資所得可以分開計稅，婚姻懲罰制終於走入歷史。

大法官認定違憲的條文，為何不能立即失效？

德國早在四十幾年前就宣告夫妻合併申報採累進稅率違憲，同樣的問題四十年後仍發生在臺灣。中興大學法律系教授李惠宗表示，一個制度要改變沒那麼快，因為法律保留原則的關係，類似這種採累進課稅的基本原則，要扣除、增加或寬減稅額，都需要法律的規定，一定要送立法院才能生效。

李惠宗肯定大法官對第696號解釋的苦心，但是調適期不一定要那麼久。法令既已宣告違憲，但兩年的調適期讓夫妻申報需多支付一年的稅金，這樣的效率是不好的。  

台灣的稅賦獎勵高科技業，造成稅制不公

高所得者需被課徵較高的稅賦，是所得稅從量能課稅出發的用意，李惠宗表示，臺灣過往獎勵投資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等許多免稅規定，造成稅制不公平。制定公平的賦稅制度是國家的責任，這些創新的產業本來就有市場，能夠賺取較多的利潤，應該繳更多的税，但是政府在制度上卻厚此薄彼，對勞工、受薪階級錙銖必較，對大企業反而非常寬鬆。

李惠宗提到，張忠謀曾公開表示被課徵的税太少，對不起社會。這是一位良心企業家的表徵，也突顯出臺灣的賦稅制度還有改革的空間。

稅基宜重新檢討，遺產稅10%稅率實屬太低

98年政府大幅調降國內遺產稅、贈與稅稅率，從往年最高邊際稅率50%降至10%，最近有人倡議應該要恢復舊制遺贈稅。李惠宗表示，10%的遺贈稅率確實過低，但課徵太重的稅，會讓人民想盡辦法逃稅，政府反而課徵不到。若從所得、從分配來看，遺贈稅加重到20%還算合理，因為這是不勞而獲的所得，特別是遺產稅，有錢人早就規劃好了，政府可能課徵不到。至於贈與稅該由誰繳納，李惠宗表示，國際間有兩種立法例(規定)，臺灣和德國一樣，都是由贈與人繳稅，日本則是受贈人繳稅，對國家而言，這是特別的所得，只要政府能課到稅就好，要選擇哪一種稅制沒有強制的規定。

查稅不應該成為政治操作的工具

柯P父母借柯P一千萬買房子，引發國稅局課稅爭議，李惠宗表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確實規定，『二親等內親屬的財產移轉視同贈與，但能證明財產移轉有其他事由者，不在此限。』父母與子女間的借貸，乃人之常情，不一定會計算利息、寫借據或約定償還期限，況且民法有『私法自治原則』，保障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願，與對方私下約定，國家不應該認為人民有暗盤，除非握有明確的證據。

以前常見的的避稅手段是三角贈與，父母將房子賣給別人，第三人再將房子賣回給他的子女，這種『假買賣真贈與』，可以用實質課稅原則來處理。李惠宗分析，法律的問題分為政治性的法律問題，以及法律性的政治問題，柯P的身分特殊，一般人認為是政治操作，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法律面，法理不外乎人情，站在人情的角度，國家不應該為了課稅，或是假藉有人檢舉，就有針對性的對任何人課稅。

柯P在台北市府成立廉政委員會的用意何在？

行政機關設置的政風單位，被稱為組織法上的巨人，作用法上的侏儒，李惠宗表示，政風單位是戒嚴時期從『人二』單位慢慢轉換過來，基本上是為了鞏固政權本身，因為組織改變不易，柯P成立廉政委員會，希望跳脫以前的行政窠臼，透過作用法的功能來處理問題，交給公民大眾參與審議；臺北市政府內部的政風處，以前都秘密在處理內部的問題，很多弊端很容易被黑箱處理掉，廉政委員會可以掀起臺灣的行政革命，特別是行政倫理，對於改變臺灣保守的官僚生態及官官相護的情況，有很大的幫助。

時代在改變，因循舊章就會遮東掩西成為藏汙納垢的集團，政風單位該依職權扮演好監督機關的角色。以遠雄大巨蛋跟臺北市政府重新議約的案子而言，李惠宗指出，以市政的連續性來看，新市府要概括承受舊市府所有的權利和義務，當契約訂定的不合理並損及公共利益時，當事人一方可隨時重新檢討，柯P將問題揭露出來，要求重新議約，這也是私法自治的範疇。

北市府與遠雄重新議約突顯行政機關配置法律人才不足

訂約雙方本應嚴守條約事項，但如公務員不遵守紀律或收賄或違反公序良俗等等，都會造成無效。重新議約的原因很多，李惠宗指出，在德國行政機關有法學背景的公務人員佔全部的60%，幾乎每個單位都有法律人，德國的法治可以落實到較清廉的程度，是因為他們有在控管。

反觀臺灣，包括地方跟中央的公務人員，礙於法律人會形成他們的障礙，在編制上僅佔0.6%，縱使有一、二位法律專才想表示意見，他們的角色都不具有影響力，因此契約的條款，對市政府並不是那麼公平，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當一方的利益是極度不平等時，很難不讓人懷疑這種契約的有效性，像捷運站跟一般建築的結合，在德國也常見，契約的訂定應該要長期的回饋，讓政府一直有利益進來，與民間形成一種共利的關係，如果把利益全部交給廠商，這是很難說服大眾的經濟觀點，也不符合誠信原則與公平互惠原則。

柯P把公共工程五大弊案攤開來，讓全民檢視行政機關是否有藏汙納垢的情形，李惠宗肯定的表示，德國因為有制度的保障，公務人員處事態度廉正又專業，臺灣因為過度政治化，突顯出紀律鬆散，在強調法治基礎的同時，公務員本身專業的提升是有必要的。李惠宗認為，如果能建立一個良善的文官制度，培養擁有高度法學素養的公務人員，一切依法行政，即使換了不同的政務官，這些公務人員還是按照法令及規範行事，不會因人設事，不管政黨怎麼輪替，人民都不用擔心弊端叢生的問題。

【WPN記者方修安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