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Willy Fautré*
作者：威利．福泰
作者介紹：
威利·福泰（Willy Fautré）
曾任比利時教育部內閣代表與比利時議會代表。 1988年，他在布魯塞爾創辦了非政府組織 「人權無國界」，並任主席至今。人權無國界致力於捍衛人權，包括歷史宗教、非傳統宗教以及新興宗教團體成員的人權。人權無國界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組織，獨立於所有宗教。
威利·福特先生對25個以上國家的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進行了實況調查，在多所大學舉辦宗教自由及人權主題的講座，還在一些大學刊物上刊登過多篇關於政教關係的文章。此外，他經常在歐洲議會舉辦會議，其中不乏關於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的會議。他多年來一直在數家歐洲機構、歐安組織以及聯合國推動宗教自由的倡導工作。
本文為「無信仰自由則無社會正義：太極門案」網路研討會第二場引言；本研討會由新興宗教研究中心（CESNUR）與人權無國界組織（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HRWF）於 2026 年 2 月 20 日「聯合國世界社會正義日」共同舉辦。
今日 2 月 20 日為聯合國「世界社會正義日」，此紀念日於 2007 年首次舉行，自此每年均予紀念。此紀念活動的宗旨，在於提醒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建構更公平與公正社會的必要性。
然而，此紀念日也落在對台灣人而言，另一個悲痛時刻的前一週：2月28 日。
在台灣的歷史進程中，1947 年 2 月 28 日是深具指標意義的日子。它標誌著一場為了建立民主與社會正義而發起、卻轉瞬即逝的嘗試，最終在統治者與其人民之間爆發的血腥衝突中慘烈收場。這段往事與隨後長達約四十年的黑暗時期緊密相連，在那段歲月裡，社會正義蕩然無存。
在歷經了五十年日本殖民統治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由蔣介石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接掌台灣政權。1947年一樁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卻引爆了台灣當時猶如火藥桶般的情勢。
1947 年 2 月 27 日傍晚，專賣局查緝小組在台北地區查獲一名四十歲寡婦販賣私菸。當她請求發還這些菸品時，其中一名查緝員以槍柄擊打其身。憤怒的群眾隨即聚集為受害者聲援。緝私人員為求脫身而逃跑，其中一人卻向群眾開槍，擊中了一名路人。
對於早已深陷失業、通貨膨脹，及對國民政府貪腐感到憤懣不平的台灣人而言，這無疑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起義如星火燎原般迅速蔓延全台。幾天後，政府宣布戒嚴，並實施宵禁。
這場源於社會不公而引發的衝突，成為往後數十年威權統治的開端，即所謂的「白色恐怖」時期。
在該威權體制之下，宗教或信仰自由雖未被明文禁止，卻受到嚴密監控與管制。講道內容與出版品皆處於嚴格審查之下。許多人遭受迫害並非因為出於正統的宗教教義，而是因所表達之信念，被視為對社會不公之道德有所批判，以及對人性尊嚴之呼籲。國家機器強行要求意識形態上的忠誠，使良心與信仰自由備受威脅。
在當時，宗教團體或領袖若被視為具有政治威脅性，制裁則隨即而至。隨之而來的是逮捕、監禁、以酷刑審訊，甚至可能遭處決。對國家政治路線的忠誠，被優先置於個人與集體權利之上，亦凌駕於社會正義之上。
當民主從長達近四十年的威權黑暗中逐漸萌芽之際，這種專制的政治文化並未隨即消弭。儘管太極門始終恪守政治中立，卻仍遭受國家機關與行政體系的迫害。這些權力體系為了維護其承襲自白色恐怖時期的權限與特權，對所有團體組織—無論是否具宗教性質—展開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與清算。
信仰自由與社會正義
信仰自由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聯具有根基性的意義：唯有保障人民信仰（或不信仰）自由的社會，方能落實公平、平等與人性尊嚴的價值。
信仰自由確立了每個人的良心具有同等價值。社會正義正是建立於此核心理念之上——若是特定信仰享有特權，而其他信仰卻遭受懲罰或壓制，不平等將會根植於體制內。
此原則體現於聯合國人權體系之中，尤其是《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將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視為普世價值。
社會不正義往往針對信仰與主流不同的群體，例如宗教或少數信仰的群體。這些群體往往容易遭受歧視、汙名化、被排斥於公共生活之外，甚至面臨暴力與脅迫。
太極門經歷了社會不正義的諸多面向：
來自媒體的社會不正義 - 透過大規模且負面的報導，嚴重損害了太極門在公眾輿論中的形象。
涉及濫權逮捕與監禁的社會不正義 - 師父、師母及若干親近弟子曾遭羈押長達數月之久，儘管多年後，最高法院最終判決全體被告均為無罪確定。
檢察官處置案件之方式亦體現出社會不正義 - 在稅務機關與司法體系所展現之頑強執意：濫用稅務行政執行程序中的法律漏洞，以延續對太極門的迫害與追訴，此作為同樣構成社會不正義。
上述列舉遠非社會不正義行徑之全貌。然而，洪博士與太極門仍處變不驚、堅定不移地持續弘揚及分享他們良心與和平的信念，致力於促進全人類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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