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告官，難如登天，據悉大清律例規定，民告官，如子殺父，先坐笞五十，雖勝亦判徙二千里……。民主法治的現今呢？民要告官，就打行政訴訟，只是打贏的機率有多少？根據統計稅務爭訟是行政訴訟的最大宗，但人民的勝訴率不到百分之十，即使打贏也不能算是真的贏，因為法官判決撤銷原處分後，竟又發回稽徵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案件等於又回到原點。待稽徵機關重核復查又開出稅單，人民不服，必須重頭再提訴願、打行政訴訟，無疑是沒有止境的行政救濟輪迴。

憲法明文保障人民訴訟權，但是在等同「敗訴法院」的行政法院裡，法官不是人民的「包青天」，反倒是偏袒行政機關的「包公」，司法如何能贏得人民信賴？

據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政稅務系黃士洲教授長期觀察與研究，帶學生及結合律師等進行法庭觀察，作出行政法院評鑑報告。資料顯示，部份法官在「法官言行態度」、「給予民眾陳述機會」、「偏袒行政機關」、「對人民聲請調查證據態度」、「協助民眾爭點整理」等評鑑項目上，有執行職權不當的問題及缺失。包括歧視當事人、態度惡劣、不耐煩，對不諳法律的當事人表示輕侮等，有特定法官在「法官言行態度」項目上，被記錄問題次數多達8次，甚至有當庭狠罵等狀況。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法院判決理由」與「行政機關答辯之理由」竟有高達九成以上的相似度，法官是否有抄襲、不敬業之嫌，以致喪失中立客觀的立場？

法官的「判決書」幾似行政機關的「答辯書」？

眾所皆知，台灣欠缺專業法官制度，偏偏行政訴訟又多屬專業類型案件，尤其稅務部分更參雜許多財務會計與稅法特別規定，但是行政法院的法官並未受過財務會計訓練，加上稅法的相關規定又過於抽象，以致法庭上經常上演「以吏為師」戲碼。如果法官心存國庫主義，註定人民跟稽徵機關打官司，就是站在很弱勢的一方，這樣的判決結果，人民如何能夠心服口服？

黃士洲教授早期是執業律師，常跟稽徵機關在行政法院交手。「我的對手不是在對面的稽徵機關的代理人或稅務員，而是坐在上面的三位法官。」他以自己曾經幫客戶打有關營業成本的官司為例，他在法庭上所提供的帳簿，法官未過目卻叫稽徵機關去看，三個月後，稽徵機關表示帳簿沒問題。他以為這一次官司一定會贏，結果還是輸了。

黃士洲指出，這凸顯一個問題，稅務法官不能只會刑法、民法、行政程序法等基礎的法律，應該要懂會計，懂稅捐的實務，體會甚麼是稅捐（稅捐稽徵機關往往站在優勢的一方），甚至還要具備相當的能力跟歷練，才知道如何做判決，而且這樣的判決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法官認為，判納稅義務人贏，就是國家損失稅收，判稽徵機關贏，就是國家增加稅收，這種國庫主義的心態，無異棄守司法對行政權的監督功能，那麼試問人民的財產權要由誰來保護？這樣的認知豈不大錯特錯！

稅務法庭的法官多半未修習會計學、租稅法，不知道帳簿怎麼記，營業稅怎麼繳？只有在臨上陣前，惡補「遺產稅」六小時，很複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跟綜合所得稅」補九小時，這樣的專業訓練是不夠的。黃士洲認為，若法官缺少專業訓練而信心不足，就無法在國稅局與人民間維持公平。他呼籲，專業法官的培訓制度一定要建立起來，法官才有信心做出正確的判決，才不會經常出現法官的「判決書」幾似稽徵機關的「答辯書」的窘況。

法官不會計算稅額，可以判決稅務糾紛？

法官不會計算稅額，只能退回稽徵機關重新審查，製造出人民「贏」的假象，其實這樣根本無助於定紛止爭，案件依然停留在原點，耗費行政與司法資源，是不是另一種國力的虛耗呢？

黃士洲指出，稅務法官在專業訓練不足、沒有信心的情況下，普遍主張計算稅額是稽徵機關的責任。實際上對爭議的稅額，如果法官能比照民事庭責成兩造雙方，把自己認為正確的計算式提報上來，一個專業的稅務法官馬上就可判定孰是孰非，案子就結束了。

以德國的稅務法庭的法官為例，每個法官都會計算稅額，因為他們以前不是稅務律師就是國稅局的高官，他們深諳稅法，實務經驗豐富。黃士洲指出，臺灣過度強調期別、資歷的升遷制度，儼然辛苦個十幾年，就可以拿到升官的門票。在這樣缺乏專業訓練配置的制度下，怎麼鼓勵年輕的法官學好、充實他的專業知識？如何能做好專業的稅務裁判？所以，培養具有專業素養法官、成立專業稅務法庭，是臺灣解決日益高升的稅務爭訟的當務之急，否則，稅務人權就無法出頭天。

追稅追到人民活不下去？

如果人民都活不下去了，政府還應該繼續追稅嗎？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生存權，任何的行政處分罰鍰都應該符合比例原則。黃士洲指出，目前法令規定人民提訴願，必須要先繳稅額的一半，或者拿出相對等的擔保，才不會被強制執行。另外有個制度叫做「暫時停止執行」，人民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申請要件是，如果查封財產將會導致難以回復的損害。

「但法官往往都用一句話，把所有的案子都打回票，他說今天即便將來執行錯誤，也可以用金錢補償，即便公司倒閉了，員工流離失所，假以時日之後，還是可以申請國家賠償。」黃士洲認為這種「可以用錢擺平這件事情」的心態，跟江國慶冤死案件一樣，最後國家也是用錢去賠、去了這件事情，卻沒有人負責或被究責。

黃士洲表示，繳稅固然是人民的義務，但前提是人民要先活得下去。他舉一實例，有一個在新北市的上班族A先生，月新三萬元，突然被查封一萬元薪水，經查證才知原來是父親繼承祖父的遺產未報繳遺產稅八百多萬元，因為欠稅，還要加一倍罰鍰，另計滯納金和利息，總共加起來是一千八百多萬元。

A先生想祖父沒什麼財產，自己和父親早就分居，對老家的情形並不甚清楚，為什麼要繳遺產稅，就向行政法院申請暫停執行。結果法院回覆，如果官司贏就暫停，如果官司輸了就不准，這是很少數獲准暫停的例外，而且是有但書的例外。最後A先生官司輸了，他每個月都被強執扣掉三分之一。

「每個月三萬塊錢，其中的一萬塊錢代表著很多的意思，只是我們現在的人權思維非常非常的薄弱，導致每個月被扣一萬塊，法務部還振振有辭，你還剩二萬塊，可以過活。」黃士洲指出，實際上牽涉的人權問題可能會有一籮筐，其一，每個月扣一萬元，一千八百多萬要扣一百五十年，意即A先生這輩子到死都無法還清；其二，剩下的二萬元，還要養媽媽和妹妹，生活會非常拮据等等問題。

黃士洲表示，在限定繼承之下，應是以繼承的財產拿來繳遺產稅、清償債務，如果未繼承到遺產，每個月扣人薪水，就是違反基本人權保障。他認為在這個案子裡代表著國家沒有思考到「人民要先活得下去才有繳稅義務。」他比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所以稅捐機關是在服務人民，如果人民活不下去了，那稅捐機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呢？黃士洲呼籲，依法行政不能一體適用，依法行政必須要建立在人民生活得下去為前提，且公平正義的繳稅，這才是國家人民之幸。【WPN記者 郭靖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