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司法個案，往往會凸顯通案的制度問題，畢竟，無論是富商巨賈、還是貴為總統，抑或是一般平民百姓，在司法面前都是弱者，若正義天平有所傾斜而侵害人權，任誰都難以倖免。尤其是刑事判決，可能涉及生命權剝奪，任何的司法閃失，都將造成不可逆之悲劇。本文就從日本絝田案為開始，而以太極門為終，來探討司法必須有承擔與糾正錯誤的勇氣與決心。
貳、絝田案冤情洗刷的漫漫長路
一、案件事實簡介
1966年，日本清水市發生味噌公司老闆一家四口被殺及放火案。案發一年後，警察逮捕一名員工袴田巖，經檢方起訴，於1980年判死刑確定。但因疑點太多，在袴田的姐姐與義務律師團的幫助下，終在2014年，由靜岡地院裁定再審，袴田因而獲釋。惟檢察官抗告，直至2023年8月，靜岡地院才正式審理，並於近日判決無罪，檢方雖可上訴，但翻盤機率不高。這起世紀冤案，讓人有所省思。
而此案，檢察官提出的最主要物證，是在案發現場外的味噌桶內找到的五件衣褲，上面沾有血跡，而在袴田父母家也找到相同布料的褲子，以此證明袴田是殺人犯。惟當年並無DNA鑑定，只以血型與布料相同，即推斷袴田為兇手，實屬粗糙荒謬。尤其這五件血衣褲，是案發一年之後，才在工廠外的味噌桶裡找到，更令人不解，到底是警察太粗心，還是兇手笨到拖了一年都未處理。這實在很難不懷疑證物血衣是警察所捏造。
而檢方，自會拿出證據之王即「被告自白」來為證明，惟因當年的日本，羈押處所是代用監獄也就是警局，故袴田遭押的廿幾天，每天被警察連續拷問十幾個小時，最終在不堪壓迫下，袴田自白了。惟既無任意性，更處處充滿警察誘導之痕跡與矛盾。
二、法官的堅持
故此案，只要堅持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與證據裁判原則，都應判無罪。一審的審判長熊本典道，當時未滿卅歲，雖堅持被告無罪，卻無法說服另兩位資深法官，因採多數決，熊本只能含淚寫下有罪死刑的判決書。受限於判決評議不能公開的法律枷鎖之下，熊本只能淚水往肚裡吞，導致他卸任法官當律師，並經歷酗酒、離婚，甚至律師執照遭撤銷，過著流浪的救贖生活。直至2007年，他才對外公開評議內容，並矢志救援仍在獄中的袴田，更極力主張日本應廢死。2014年，袴田被釋放，卻直到2024年，第一審才判無罪，但熊本早已在2020年抱憾而終，袴田也已八十八歲了。
三、漫長的洗冤之路
故在日本沉冤超過五十年的袴田巖案，於2024年9月26日經靜岡地院判決無罪後，在袴田姊姊秀子拜訪法務省，請求法務大臣不要上訴後，檢察官於同年10月9日放棄上訴，並正式向袴田道歉，無辜者終於不用再繼續受苦，其也因此獲賠相當台幣4800萬元的冤獄賠償。只是金錢的賠償，永遠也換不回已逝去的青春。
參、不能使人含冤九泉
一、諸慶恩案的翻轉是遲來的正義
(一)諸慶恩案暴露司法的不勘
因富商翁茂鍾手中27本記錄著與司法人員不當飲宴的筆記本，引爆一場司法圈風暴。因此，司法院與法務部分別做出調查報告，或不具貪污對價，或因逾越時效等理由，最終會被懲處者恐不會多。更值得關注的是，一位飽受司法摧殘且已逝去的銀行員諸慶恩，以現行的制度是否可能還其清白？
在1990年代中期，翁茂鍾所經營的怡華公司，因股票選擇權投資失利，慘賠近一千萬美金，而遭巴黎銀行求償。孰料，此公司財務經理卻自首稱本票為其偽造，經判決有罪但緩刑後，在當事人皆未上訴而確定，這連動到民事求償訴訟，法院因此判被告免賠確定。因此，翁茂鍾反指控銀行管理部經理諸慶恩偽造文書，第一審雖判無罪，但第二審改判有罪、緩刑，在案件上訴最高法院時被告死亡，並於2002年以不受理判決為終。
(二)救濟的困境
整起案情充斥著紅頂商人與司法人員的不當往來，自應提起非常救濟為之平反。惟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為被告利益聲請再審，僅限於有罪判決確定者，並不包括不受理判決。只有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22條，即為被告不利益聲請再審時，才包括不受理判決。
如諸慶恩案，自然是要求得無罪判決確定，始能還其清白。在此案的有罪判決，已經最高法院撤銷，並以不受理判決為確定下，能否聲請再審，就會產生適用上的爭議。若聲請再審可能受限於法條的框架，就只能藉由非常上訴來糾正。只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以判決違背法令為限。但在當事人死亡，即應為不受理而無庸為實質審理的法條規定下，此判決亦無任何違法之處，若真提起非常上訴，法院又面臨法條能否彈性解釋的疑問。
除了上述的法律障礙外，對於聲請再審，由於仍是藉由現有的司法體系為救濟，這就又有現實面的困境存在。因就刑事再審來說，依據大法官釋字第178號解釋，即便參與過之前審判，仍無庸迴避，但在此「現代版百官行述」案裡，到底有多少法官涉入其中，外人仍無從知悉，這都無法避免道德風險之存在。則於未來的制度考量，實有考量司法體制外，建議可另外設置例如法國的再審委員會，以來掃除如此的現實障礙。
(三)終於翻轉
而在此案，歷經數次啟動非常上訴、再審後，終於在2025年3月，在最高檢察署撤回上訴後而以無罪確定，等了22年，終於見天日。只是年輕的生命早已逝去，當初造成此冤案者，尤其是司法人員，到底又有幾人，真正受到法律究責呢?
二、郭瑤琪案繼續沉冤
(一)判決瑕疵重重
郭瑤琪部長所涉的公務員受賄罪，雖經第一、二審判無罪，卻在更一、二審逆轉判八年有期徒刑定讞。而更二審判決裡，據以認定有罪的依據，即是來自於證人對具有關鍵性的茶葉罐之陳述，惟此供述乃是在調查局不斷提示證物的情況下陳述，不僅前後不一，亦有諸多矛盾。如此的證詞，實是在偵查機關的誘導所為，根本不具有證據能力，但法院竟認為，證人與被告無冤無仇，故不至於誣陷，並以監聽譯文中，證人有要被告注意茶葉一事，即來認定罐內必有美金，而成為判決被告有罪的最重要證據。此實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原則。
(二)翻轉難度
而此判決在認事用法上有著嚴重瑕疵，自應以非常救濟的手段來糾錯。只是提起再審，必須有新事實、新證據，而如郭瑤琪案最關鍵者，即是證人供述的前後不一、反反覆覆，但若證人未被以偽證罪起訴且判有罪確定，想翻轉的機會就不高。尤其就算能提出新事實、新證據，還必須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但到底要舉證到何等程度才足以動搖，卻又是屬於深不可測的法官內在心證。至於冤罪救濟的另一手段，即是非常上訴，惟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此等權限乃專屬檢察總長，當事人僅能向其提出聲請，致完全無主動性。
三、不能使司法蒙羞
在涉及冤假錯案的判決，如郭瑤琪案，其有罪所依證據與事實認定，往往違反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證據裁判等等司法原則，實顯得相當粗糙。惟一旦判決確定欲為推翻，當事人卻必須提出鐵證如山，甚至比登天還難的證據，致顯得相當矛盾與諷刺。故檢察機關為被告洗刷冤情，如諸慶恩案，就不應是結束而是開始。畢竟，司法自承錯誤不是罪過，讓冤屈被告繼續含冤九泉，才真的會使司法蒙羞。
肆、太極門案必須轉型正義
一、起訴書被當成是課稅證據之侵害
而在太極門案裡，在檢察官為刑事訴追同時，還要求稅捐機關同步為課稅，如此的措置，實已嚴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雙重訴追禁止等原則。因在現行法制，合法收入為課稅、不法所得則用沒收，兩者不能併存，也是一行為不二罰的重要表徵，惟於太極門案裡，卻是兩者併行，甚至在刑事判決無罪確定後，稅務訴訟仍纏訟至今，致使此案，又再將我國稅務制度的種種弊端，給完全顯露出來。
二、行政訴訟違反一事不再理
而在進入行政訴訟後，這不僅已存在刑罰與稅罰併存的雙重處罰，且法院卻將之切割成數案件處理，這明顯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因此行政訴訟的爭點，不在每個年度要繳多少稅，而在敬師禮，是否該課稅，至於其後續行為，雖在客觀上是每個年度計算，但卻有連續性，致應在法律上當成是同一事，若依據年度切割為數案，就明顯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而如此的切割，若針對各年度的認定相同，問題尚不大，但在太極門案的行政訴訟之確定判決，卻僅有一年度認定要課稅，其他年度，甚至到現今，也未有課稅問題。如此的結果，實屬於同一案件的判決矛盾，致屬於判決絕對違法，致得對課稅確定的年度，聲請再審，只是如此的救濟，卻有極大的障礙。
三、聲請再審的障礙
(一)現實困境
針對太極門案，若要聲請再審，可能出現的現實困難:
- 新證據的浮現不易:由於稅務訴訟，是人民在對抗國家，且在政府機關擁有資訊專屬優勢下，當事人欲完整取得政府資訊，實有相當大的困難。更遑論，主管機關可能的隱匿證據。尤其在現行制度，並無當事人聲請再審，可為相關卷證的閱卷下，這種資訊掌握的不對等，實更屬嚴重。
- 公務員的實質影響力:而更不能排除的是，只要主管的官員層級越高，且仍在其位，所有可能翻轉案件的新證據，就不可能浮現。只有在此等官員卸下職位多年後，才可能因實質影響力的喪失而曝光。這也是聲請再審，往往得等待時日的主因。
(二)再審的新事證解釋
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273 條第1項第 13 款，當事人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即所謂新事證，司法實務一向排除判決確定後始發生之新證據，此既為法條所無，也侵害人民的訴訟權。
(三)再審期間的限制
而與刑事訴訟無期間限制不同，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4項，行政訴訟的再審聲請期間，限定為判決確定後五年內。如此的限制，實剝奪了人民的救濟權。尤其很多證據，掌握在行政機關手中，致很難被發現，只有在主事者卸下公職後，這些證據才可能出現，如此的五年限制，不啻在掩飾行政不法。
更何況，很多必須藉由新的科學技術，才足以翻轉案件的可能性，也會因此五年限制而喪失。也因此，此五年的限制，乃完全為減少法院負擔而設，卻肯定是與憲法的比例性原則有所違背。只是於2021年1月，大法官釋字第800號解釋裡，並未宣告再審的五年期間限制違憲，而僅認為聲請再審不算入此五年期間。如此的解釋，就可能使錯誤的判決，因五年期間已過而因此變成合法，此實嚴重侵害人民的程序與實體正義。
(四) 再審不應由原有司法機關為審查
故對於現行再審的五年期間限制，實不應存在。更重要的是，再審是向既有的司法機關為聲請，在無法消除道德風險的情況下，也應有所轉變。而事實上，已有諸多國家，於司法機關之外，另設由外部人員所組成的再審委員會，以來接受聲請與審查。如此的機構，既無司法包袱，也不會有維護司法門面的考量，且一旦決定開啟重審，還是回到司法機關來處理，也因此會降低承接此案法官的壓力。故於司法機關之外，另設立中立的再審委員會，實才是長遠之計。
伍、結論
太極門案，在經過十年的刑事訴訟，好不容易獲得無罪判決確定後，但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原該告一段落的太極門冤罪案，卻因國稅局認定敬師禮金非贈與，而是具有對價關係的補習費，致使此案又陷入另一場更長期的行政訴訟至今。由於太極門案歷經刑事、行政訴訟，致形同是司法與稅法的照妖鏡。而此案所凸顯的問題，至今仍未改變，故太極門這個案，卻又凸顯通案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