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rco Respinti*
作者：馬可·雷斯賓蒂*
作者介紹：
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是《國際家庭新聞》（International Family News）的總編輯，也是意大利一名專業記者、散文家、翻譯和講師，以及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IFJ）成員。一直以來，他都在向意大利國內外多家印刷類或在線期刊雜誌投稿。他翻譯、編輯過很多著作，其中包括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S. Eliot）、羅素·柯克（Russell Kirk）、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J.R.R. Tolkien）、雷吉娜·佩爾努（Régine Pernoud）及古斯塔夫·蒂本（Gustave Thibon）的作品。此外，萊斯賓蒂是羅素·柯克文化復興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 for Cultural Renewal）的一位資深成員，該中心是美國一家無黨派、非營利性教育機構，總部設於密歇根州米科斯塔。他還是歐洲復興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newal）的創始人兼委員會委員，該組織是一所無黨派、非營利性的泛歐教育機構，總部在荷蘭海牙。他同時也是歐洲信仰自由聯盟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for Freedom of Belief）的委員。萊斯賓蒂現同時擔任學術出版物《新興宗教研究中心期刊》（The Journal of CESNUR）和關注中國宗教自由與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主任。
作家亞歷山卓·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是義大利著名小說《約婚夫婦》（I promessi sposi，英文譯名 The Betrothed）的作者，該書定本出版於1840至1842年間。他晚年撰寫了一篇題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與1859年義大利革命》的論文，寫於1862至1864年間，多次修訂仍未完成，於其身後的1889年才出版。
在這部著作中，曼佐尼對法國大革命（1789–1799）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其中最尖銳且機智的評論之一，是針對哲學家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與艾曼紐·約瑟夫·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前者被視為法國大革命前最具影響力、為其鋪路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後者則是一位被解除神職的神父，歷經多次投機性的政治立場轉換，是當時最具能力的意識形態建構者之一。兩人共同發展出可稱為「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的理論。
「公共意志（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一詞雖確實出自盧梭，但其內涵則由兩人共同塑造。曼佐尼揭示了他們修辭中的關鍵操作：將「部分人」轉化為「所有人」，將「少數」解釋為「全體」。於是，一個派別的聲音，逐步為自己賦予代表多數，乃至整體的權威。
當這樣的少數群體—往往透過可疑手段—取得政治權力後，便自居為人民真正意志的代言者，將自身意志強加於全體國民之上。由此衍生出各種政治先鋒與政黨，自稱為「人民」的代言人，不僅如此，甚至自認有權以暴力將其所謂「全民的利益」強加於異議者。歷史已多次證明，在無視曼佐尼警告的情況下，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革命運動的暴力歷程，正是如此展開。
在這些革命及其暴力先鋒的發展過程中，宣傳始終扮演關鍵角色。透過宣傳，派別與政黨成功說服人民相信「部分即整體」—當說服失敗時，便強行將這種虛假的「真相」加諸於人民。
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本應作為民主監督者的媒體，卻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將自己塑造成為宣傳的工具。有很多原因，且未必都具備理論上的正當性，但其中一點特別關鍵：媒體逐漸相信自己是真相的來源，而非傳遞真相的媒介；即便不是真相的來源，也自認極為接近真相，以至於有資格成為其授權的代言人。
這樣的行為也有它的原因。媒體的權力，在文盲率較高的社會，或在真相這個概念被視為過時的語境中，會被大幅膨脹，使其產生一種自信：認為自己比其他人、比多數人，甚至比被視為過時的、常識所認知的現實「更了解真相」。簡而言之，在一個相對主義盛行的社會中，媒體的行為，正如曼佐尼所揭露的盧梭與西耶斯的派別與政黨—他們「知道真相」，並且確信自己知道；因此，他們自認有權迫使他人接受他們所說的真相，並依此對其他人進行再教育。
這種情況在凡事講求共識的民主社會中尤其明顯且令人震驚；而在最敏感的領域中，更顯得格外嚴重，因為它涉及人類最私密、最無形卻極為重要的政治權利：宗教自由。
人們或許傾向認為，宗教自由的敵人潛伏於陰影中而難以辨識。事實上，他們往往在光天化日下行動，並以當代社會所熟悉的樣態出現。在報紙、電視、廣播、網路與社群媒體中，媒體不斷放大當代世俗國家的運作邏輯—包括由各部會、稅務機關與監管委員會所構成的複雜官僚體系—同時，亦持續受到反邪教運動人士的支持，而這些人都自認「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真相」。
在這個顛倒的世界裡，那些本應在未被證明有罪之前保障自由的守護者，卻反而成為迫害的推手，甚至淪為施加折磨的加害者；中華民國（台灣）的太極門案件，正是一個發人深省的例證。
我曾在我的國家義大利引用另一個具啟發性的例子，現在我想再提一次。幾年前，由國營廣播機構RAI製作、以道德清晰與人性溫暖著稱、廣受好評的電視劇《一步之遙》（Un passo dal cielo），在後期劇情中引入了一個角色，塑造成典型「邪教」領袖，並涉及嚴重犯罪。該團體當然是虛構的，但其模式卻並非如此。它將觀眾與「邪教」一詞產生直接聯想的元素—神秘性、操控性、潛在暴力—串成一條敘事線。這些設定並不是劇情需要，而是大家早已習以為常、也容易理解的文化。這正是關鍵所在：熟悉的事物，往往不需要論證，就能說服人。
再看太極門，以及那些由「自認為更了解真相」的媒體在生活中各個管道所傳達的各種失真陳述，這些內容到處可見，以致於街頭上的人們也開始相信自己「已經了解全部真相」。
問題就在於，媒體往往運作得如同最糟糕的電視情節設計。這種無所不在的錯誤資訊所造成的後果顯而易見：太極門在過去三十年中，被迫為其清白付出代價，而這一切至今仍未結束。這一切昭然若揭，人們卻充耳不聞。我不禁要問：為何我們這個自詡民主且進步的世界，竟能對真正的苦難如此麻木？我擔心這個問題的根源過深，並不是一場演講—即便是由散文大師曼佐尼主講—所能夠完整論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