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ans Noot
作者：Hans Noot 漢斯‧諾特
作者介紹：
荷蘭葛拉德‧諾特宗教或信仰自由基金會 主任
進入全球倡議的第十年
值此紀念《世界人權宣言》通過之日，我們也迎來國際社會對太極門案進行人權倡議的第十年。此時不僅應當反思此案所揭示的問題，更須正視那些尚未解決的爭議。儘管司法已有明確判決，但正當程序、公平救濟與經濟正義的否定仍然持續。面對這種現象，需要我們進行反思和承擔責任。
從已解決的案件到未解決的不公
太極門案雖常被稱為「稅務案件」，但其影響遠超稅務範疇。2007年，台灣最高法院判決太極門無罪，確認弟子贈與的紅包並非台灣法律下的應稅收入，最終促使國稅局將1991、1993、1994、1995及1996年度的稅單更正為零。
然而，儘管判決明確，1992年度的稅單卻仍被保留——該稅單基於一項早期的行政裁決，該裁決在最高法院判決前已存在，且事實未經充分審理。這一個未解決的年度，成為後續持續執法的法律依據，最終導致太極門土地在2020年遭查封與國有化。
這種情況下持續執法的行為，無法以行政疏失或程序異常來解釋。當政府依據過時且與後續司法判決不符的裁決繼續執行時，其結果不僅是程序矛盾，更是對正當程序與公平救濟權利的直接侵害。正義若僅被選擇性實施，便不再是正義。
經濟權：常被忽視的人權向度
太極門案也揭露了當政府以公權力侵犯經濟權利時，其他權利也隨之崩塌的現象。持續的強制執行限制了太極門行使自治、管理財產及維持活動的能力。提交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分析指出，此類行為侵害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所保障的生存權及適足生活水準權。這條公約是台灣當局已自願承諾遵守的。
經濟權利常被視為次要權利而遭輕忽。然而，若沒有財產與生計的安全保障，群體將無法自由組織、實踐信仰、教育下一代或貢獻社會。當財產在司法無罪判決後仍遭沒收、名譽受損時，尊嚴與權利不僅受到威脅，更是持續且直接地遭到踐踏。
稅收作為控制與宗教針對的工具
本文雖聚焦於程序正義與經濟正義，但稅務政策與宗教或信仰自由之間的關係不容忽視。學者們已認識到，稅收可以作為控制少數信仰群體的策略性機制，特別是在公開壓制違反憲法或國際規範之時。
值得注意的是，太極門案並非單一事件。歷史與法律分析顯示，在1996年總統大選後，台灣經歷了一波學者所稱的「宗教掃黑」事件，涉及針對多個心靈與宗教團體出於政治動機的調查，包括佛光山、中台禪寺、太極門、台灣禪宗佛教會、宋七力顯相協會，以及後來的觀音法門等。
這些手段包括稅務稽查、資產凍結、宗教建築拆除、污名化宣傳以及巨額罰款。
在這樣的氛圍下，對太極門的持續執法，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系統性失靈——稅收從行政實踐演變為一種干預、控制和噤聲的工具。
歷史的寓言：羅馬的「猶太稅」
歷史提供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對照。西元70年，羅馬軍隊摧毀了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這個被猶太人視為上帝居所，以及宗教、文化與民族認同的中心。隨後，皇帝韋斯巴薌實施了一項具有象徵意義的新財政措施：「猶太稅」。
在聖殿被毀前，猶太成年男子每年自願捐獻「半舍客勒」以支持聖殿運作。根據羅馬的新法令，這項自願的宗教行為被轉變為一項強制的帝國稅收，且稅款被轉用於羅馬卡皮托利歐山的朱庇特神廟——這是一項蓄意顛倒神聖意義之舉。原本用於自己聖殿的宗教奉獻，變成了強加於被征服民族身上、用以資助異教神廟的屈辱性法律義務。
在韋斯巴薌，尤其是其繼任者圖密善的統治下，執法變本加厲。歷史記載描述，為了確認猶太人身分，進行了侵犯性的檢查，包括強制公開檢查男性的割禮狀況——甚至對兒童、改變宗教者以及僅被懷疑「生活如猶太人」者實施。因此，這項稅收從財政徵收轉變為身分控制。其目的在於標記、監視並邊緣化一個信仰群體。
「猶太稅」提醒我們，財政行政一旦被武器化，遠在（或甚至無需）明確的宗教禁令頒布之前，就能成為限制宗教信仰的替代手段，甚至在明確禁令出現之前——或根本無需禁令——即可運作。
必然之結論：法律必須伸張正義
對太極門的持續追訴，暴露了法律事實與行政執行之間令人不安的落差——這在任何奉行人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中，都是不能容許長期存在的。當法律已還以清白，懲罰卻未曾止息；當國家理應賠償，款項卻遭扣留；當法院判決完全無罪，財產卻仍被沒收，所謂的「法治」便淪為一種有條件、可選擇且無比脆弱的狀態。
司法判決並未實現正義——唯有徹底的執行，才是正義的完成。
對於太極門案，案件的終結必須包括歸還被沒收的財產、撤銷不法的稅單，並建立保障機制，以確保沒有任何和平團體再遭受類似的對待。
結語反思
在人權日這天，我們要銘記：尊嚴不可分割。
一個群體若持續承受經濟懲罰，便無從真正享有信仰自由。
沒有被執行的法律勝利，並非真正的正義；而自詡維護人權的國家，正義既已昭彰，便須徹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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