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司法節源自於1943年1月11日，當時是二次大戰同盟國轉守為攻的關鍵時刻。以重慶為陪都的國民政府，以血肉築長城的慘烈代價，牽制大部分日軍兵力於中國戰場，讓美軍英軍歷經1941年底珍珠港和新加坡慘敗之後，得以重整旗鼓。1942年2月，中華民國軍隊遠征緬甸，與英軍並肩抗日，4月孫立人將軍向日軍發起猛攻，解救了陷入重圍的亞歷山大上將等七千英軍，並救出被俘虜的美國傳教士、各國新聞記者及婦女五百餘人，史稱仁安羌大捷。此役大幅提升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由鴉片戰爭時的東亞病夫、庚子年唸咒語喝符水的義和拳民，至足以和英、美並列為同盟國四強，孫立人獲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王喬治六世授予勳章。此後，英、美兩國同意廢除清廷在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和《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正式廢止實施了百年的治外法權(外國人在中國不受中國審判而是受母國審判)，中華民國終於擁有完整的司法主權。
中華民國雖然有完整的司法主權，很遺憾至今人民卻沒有完整的訴訟權，很難像英美國民一樣在司法運作下獲得正義，主要原因在近40年的長期戒嚴。國民政府雖然打贏了二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但是在二戰初期讓匪諜冀朝鼎進入金融決策圈，制定了一系列縱容官員貪污的政策，例如讓美國援助國民政府做為法幣發行準備的黃金，輕易流進貪官奸商私囊，使國庫無金，又濫印鈔票搞成超級通貨膨脹，讓人民恨透了國民政府。領導中國抵抗日本14年的國民政府，內戰卻只打了兩年，就被趕到台灣。國民政府把敗亡歸咎於匪諜，試圖以戒嚴來肅清匪諜，以白色恐怖恫嚇人民以鞏固政權。憲法被｢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原訂的人民權利和自由，以及為了保障權利和自由而設的制衡機制，也名存實亡，一切運作由最高領袖以「一條鞭主義」向下指揮，整個台灣就像是一支軍隊，人民只能服從，不論是非對錯。
制衡避免走上權力腐化的惡果
英國、美國的民主和一條鞭主義完全相反，是靠制衡機制來維持。英國歷史學者艾克頓對法國大革命歸納出：「權力使人腐化(即貪污)，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為了避免官員貪腐，政府把權力分為三種權：行政、立法、司法，一切運作都是三權皆核准才能實施。英國的三權分立可溯及自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簽署《自由大憲章》。約翰的遠祖是諾曼第公爵，1066年渡海以武力統一英格蘭稱王，尊號為[「征服者威廉」]，但此時英格蘭已有羅馬教廷建立的教會，而地方上也有封建諸侯，威廉國王不得不和諸侯及教會分享權力。而且，此時人民還相信君權來自神授，國王還要羅馬教廷加冕才算登基為王。國王、諸侯、教會三權，歷經數百年演變，形成行政(國王)、立法(諸侯轉變為議員)、司法(教會轉變為法院)，沒有任何一權可以獨裁。至1688年光榮革命後，王權漸虛級化，實質行政權由議會領袖(首相)領導，與立法及司法權互相制衡，人民的人權即得保障。美國一開始就是民選總統，但基本架構仍沿襲英國的三權互相制衡。制衡使得英國美國先後成為世界第一強權，稱霸百年。
華人政治與英美完全相反，自秦始皇之後，歷代君主都威行恐怖專制以家天下。英美人民信仰耶穌，認為神尊人卑，人絕不可僭越為神，華人的君主卻想要自己當神。為了維持君主專制，君主要豢養統治鷹犬(例如錦衣衛)以恫嚇人民，另一方面要豢養官僚以護持皇室。鷹犬和官僚都要俸祿，而俸祿來自於向人民徵稅。問題是：君主必然給鷹犬和官僚過多的權力來護持皇室，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造成官員濫用權力來橫徵暴斂以飽私囊，形成貪腐濫稅惡性循環，最後激起人民反抗，中國王朝每一個壽命都不超過300年。
長期戒嚴下嚴重扭曲司法權
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礙於憲法和國際觀瞻，表面是有制衡，實質上卻無。英國美國的三權分立，是絕不允許一人或一黨完全把持所有權力，有成語jury, judge, and executioner . 即陪審員、法官、劊子手是同一人，等同華語球員兼裁判；也不允許今日球員明日裁判(潛在的利益衝突)，或是已參與前審裁判的法官又參與審判(使司法救濟形同虛設)。檢察官屬行政權，法官屬司法權，兩權要相互制衡。被告、檢察官與法官之間，都不能和有顯著或潛在的利害關係，更不能有私下往來，以避瓜田李下之嫌。更不允許任何官員受到任何利誘，或任何人民被威脅或刑求而認罪。
中華民國戒嚴時期的制衡和英美制度完全相反，是把檢察官與法官合稱為司法官，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還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管轄之下，簡直是荒唐的「制衡」，直到1980年美麗島大審後才在國際壓力之下改隸司法院。司法官就職前，要接受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在職訓練，結訓時學員依成績排序，奇數者分發為法官，偶數者分發為檢察官。出庭時，檢察官與法官並肩坐在高位，供被告瞻仰。這種刻意模糊檢察官與法官分際的惡搞，讓大多數人民都不知道制衡的真諦，更不知「無罪推定原則」，誤以為「被檢察官起訴就是有罪」，而匍匐顫慄於威權恫嚇之下。還有鼓勵告密的《檢肅匪諜條例》，告密者可分得匪諜財產的三成作為獎金，而當時的法官根本不管被告是否真是匪諜，在高額的獎金利誘之下，數萬無辜之人被誣陷為匪諜而槍決。
戒嚴時期的司法，明的是抓匪諜，暗地裡是消滅潛在政敵，最高階的受害者正是孫立人上將，而檯面上的加害者-軍法局長包啟黃，事後也被滅口。包啟黃善於逢迎鑽營，1951年出任中將局長，專職炮製冤錯假案，使臺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李友邦中將、海南島防衛副總司令李玉堂中將、孫的副手台灣防衛副總司令段澐中將被誣為匪諜而槍決。包啟黃還有一恐怖惡習：濫用職權向受害者勒索金錢或性，尤好未成年幼女。層峰明知包之惡習，卻故意縱容，直到1954年7月，軍法局已肅清孫立人故舊，孫立人由陸軍總司令被架空任參軍長，層峰就下令逮捕包啟黃，於1956年初以貪污罪槍決。同日被槍決的還有包的副手楊又凡，此人以虐待受刑人向家屬勒贖著稱。1955年5月，層峰捏造「郭廷亮匪諜案」株連孫立人，孫被軟禁到1988年蔣經國逝世之後才獲釋。
漠視正義，包啟黃們會消失嗎？
包啟黃雖伏法，但是當時幫助軍法官漂白到一般法院的《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1944年)，卻依舊有效。當時的軍法官，程度參差不齊，有些只是僅能識字的書記官而已，竟也魚目混珠轉任法官。考試院於1955年公告「特種考試軍法人員考試規則」，後來演變成軍法人員取得律師或司法官資格的後門，一直到2014年才確定軍法官考試及格人員僅取得軍法官任用資格，不得轉任律師或司法官。民眾如何能在這種法官和律師手下求得正義?
包伏法、孫軟禁之後，大量處決匪諜的白色恐怖高峰期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許多包啟黃們仍盤踞在司法界，沿襲包啟黃模式，迎合層峰捏造假案，淪為政治整肅工具，對民眾則濫用公權力勒索，使得中華民國的司法停留在錦衣衛時代。此時的蔣經國，不再發動大規模整肅，而是著手利用美援進行各項建設，任用尹仲容、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都是既能又廉，一改過去官場貪腐惡習，才能創造臺灣經濟奇蹟，也為蔣經國贏得民心和名聲。
期待司法擺脫戒嚴陋習
1987年台灣終於解嚴。可惜的是，蔣經國雖然解除戒嚴，但未能完全清除包啟黃們，以至於司法界仍殘存有炮製冤案圖謀私利的陋習。此陋習嚴重侵害人權與司法威信，最鮮明的案例就是1996年4月爆發的電玩大亨周人蔘案，承辦檢察官不顧刑事訴訟法明訂之偵查不公開，大動作收押偵訊涉嫌者，起訴共計197人，包含3位檢察官和38位警官。還在媒體上大肆渲染，以膨脹自己的掃黑英雄形象，更對被牽連的警察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兩個月內有4名警察自殺身亡。尚未進入司法程序就釀造如此傷亡慘重的悲劇，到了法院訴訟卻變成鬧劇。
可喜的是，不少有良心的司法人挺身而出，不願司法被玷汙。周人蔘案起訴了近200人，大多獲判無罪，被起訴的警官之中，最後無罪確定就有25位，然而，他們早已身敗名裂、前途全毀了。親身參與審判周人蔘案的法官李相助，在其回憶錄《現聲說法》 解讀其原因有三，一是押人取供；二是以耳語及媒體造謠；三是無證據卻刻意攀誣。這三件事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承辦檢察官以違法行動偵辦周人蔘案，起訴書所載罪狀大多經不起客觀辯證。李相助法官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刑事訴訟法明定的「無罪推定原則」和「論理法則」，判決被告無罪。
李相助法官展現了民主法治之下的制衡功能與精神，保障了被告的訴訟權，此權明示於憲法第16 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訴訟權包括有效救濟及公正審判，此兩項明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及14條)。此外，依據憲法第80 條「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人都不能威脅利誘法官，更不能把法官當成政治整肅工具。
在中華民國司法節，人民期待司法官，以李相助等正直的法官為楷模，以周人蔘案承辦檢察官的行徑為殷鑑，以包啟黃為恥；所有司法人都要秉持良心以憲法守護者自許，以實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圭臬，和國際正義之士共同奮鬥，中華民國的司法才能公正、公平地實施法律，以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公民的權利。實現對人類基本價值觀的尊重，例如誠實、正義與尊嚴。有效的司法系統必需維護社會正義，防止濫權現象，並促進和諧與信任。對國家與國民而言，司法應該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重要工具，這是人民對司法的期待，也是司法節的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