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憲政主義下國家權力的正當性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又稱立憲主義，是一種基於國民主權的原理，主張國家權力來自於人民，並應受到憲法所架構的法律秩序之約束的政治思想。憲政主義要求政府權力的「取得」，須取得人民普遍的同意，即須具有「民主合法性」;並在「行使」國家權力時，須具有實質正當性，凡各種權力的行使，都必須納入憲法價值秩序的規範中，亦即應受憲法的制約，政治運作應依客觀法律秩序的規則，使人民對政治運作具有可預見性。因此，憲政國家強調國家組織法必須基於「權力分立原則」，國家權力不得濫用，並應以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為職志。憲政主義同時強調法治的必要性，認為包括政府權力機構在內的一切社會機構和個人，都應遵循憲法規定及客觀合憲法律秩序。

憲政主義國家要求國家是一個「理性共同體」與「道德整合體」，亦即國家不應該有非理性的行為及措施，也不可以有缺德的立法及行政措施，雖然「理性」與「道德」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但仍有共同的取向。

  貳、憲政主義對國家責任的追究

政治體制往往最容易假公益及正義之名，卻做盡政治分贓及掠奪國家利益的領域，因此需要最高度的道德標準與理性，這是憲政主義的政治運作的理性。

國家機器的組成，相當複雜，要求國家權力機制在執行法定職務的過程中，完全沒有造成過錯或造成人民權利的冤抑，在各國都是「期待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國家機制的過錯或造成人民權利冤抑，就國家面而言，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差池，但對特定個案的相對人卻是百分之百的傷害。而國家權力機制之造成人民權利的傷害，不是由於「無知」（過失），不然就是「缺德」（故意）。不論何者，都是百分之百受傷害民眾的「痛苦」，這種傷害，可能很輕微，可以自癒；但也可能株連甚廣，垂及數十載，殃及後幾代。但不論如何，此種狀態都不是憲政主義國家所應該存在的現象。

所以憲法第24條乃規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透過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人民才可能變成權利的主體，而不是國家公權力行使的客體，憲政主義國家才可能建立。

  參、憲政主義國家應避免機制的過錯或人民權利損害

造成人民權利，再追究國家賠償責任已是「後事」，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國家任務，國家權力機制最種要得反而是應該透過「組織的最佳化」與「程序的嚴謹性」，以防免各種冤抑個案的發生。

   一、「組織的最佳化」

此乃國家權力作用中的「組織法」問題，亦即在國家權力組織的人員配置上，須以「科學知識」及「法律秩序」作為基礎，以架構國家組織。故國家凡百庶政專業的領域，除有專業的知識作為基礎之外，也都應該將法律知識人才納入其中。目前稅捐行政的領域，常有不依法課稅的情事，所以稅捐案件，常常是個冤案的最大宗，就是因為稅捐行政中，缺乏法律知識的人才，因為包括國稅局及地方稅務局的人員組成，大部分都是「財稅」人員，容易形成「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為目標。

   二、「程序的嚴謹性」

除了「人」的組織之外，「作用法」上，各機關人員也應該依照嚴謹的法規程序規定行事，包括讓人民有陳述意見的機會，以避免機關的專斷；應遵守「證據法則」，避免機關沒有任何依據，即對人民作成錯誤的處罰。因此在刑事訴訟領域，有極為嚴謹的證據法則，包括證據能力及證據證明力的規定，例如傳聞法則的排除、自白應有補強證據等。儘管刑事訴訟程序有那麼嚴謹程序規定，也都由訓練有素的法律人擔任審理工作，都還不免有「冤獄」的情事發生。

而與刑事法一樣重要的租稅法領域，卻相對地沒有重要的證據法則，稅捐行政的證據，幾乎全部由大部分缺乏法律知識的稅捐行政人員處理，這也難怪稅捐行政會有更多冤案的情事。

    肆、結論

憲政主義要求國家應是一個「理性共同體」與「道德整合體」，國家權力作用不應違法侵害人民權利，否則除政治責任外，另有國家賠償責任。但憲政主義國家更重要的是，應如何避免造成人民權利的侵害，此時須仰賴「組織的最佳化」及「程序的嚴謹性」達成。國家租織內部除應有專業知識外，也應具有「法律知識」；在程序的遵循上，應該注重各種程序的規定，特別是「證據法則」的遵守。

憲政主義國家在處理人民權利限制案件中，基本原則是要求「寧縱勿枉」。在稅法案件上，也應該與處理刑事程序一樣，需要有嚴謹的程序，否則造成人民權利的損害，常會有禍延幾代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