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公約」是兩個公約還是一個?論人權的統一性和太極門案例

By Marco Respinti*

作者:馬可·萊斯賓蒂*

 

作者介紹:

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是《國際家庭新聞》(International Family News)的總編輯,也是意大利一名專業記者、散文家、翻譯和講師,以及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IFJ)成員。一直以來,他都在向意大利國內外多家印刷類或在線期刊雜誌投稿。他翻譯、編輯過很多著作,其中包括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S. Eliot)、羅素·柯克(Russell Kirk)、約翰·羅納德·魯埃爾·托爾金(J.R.R. Tolkien)、雷吉娜·佩爾努(Régine Pernoud)及古斯塔夫·蒂本(Gustave Thibon)的作品。此外,萊斯賓蒂是羅素·柯克文化復興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 for Cultural Renewal)的一位資深成員,該中心是美國一家無黨派、非營利性教育機構,總部設於密歇根州米科斯塔。他還是歐洲復興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newal)的創始人兼委員會委員,該組織是一所無黨派、非營利性的泛歐教育機構,總部在荷蘭海牙。他同時也是歐洲信仰自由聯盟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for Freedom of Belief)的委員。萊斯賓蒂現同時擔任學術出版物《新興宗教研究中心期刊》(The Journal of CESNUR)和關注中國宗教自由與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主任。


聯合國的兩個公約應該合併為一個嗎?台灣或許可以透過解決太極門案件,為這場辯論提供獨特的貢獻。

2018年12月,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布的70周年之際,引發了一場有趣的討論,討論的焦點是聯合國的兩個重要文件,即通稱為「兩公約」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現在是否應該統合為一個單一文件。其理由是,兩公約最初在1954年起草時是同一份文件,但因為冷戰(1947年至1991年)而導致它們分別在1966年和1976年受批准通過;現在冷戰已經結束。2018年,因對透明度和責任制的目標更新而點燃的聯合國簡化授權改革,即呼籲聯合國應適時重整碎片化的事務。

在過去的時代,西方民主國家特別強調公民和政治權利,而由蘇聯和中國組成的共產主義世界則僅將重點放在經濟和社會權利。西方國家做法顯得短視,而東方國家則顯得虛偽。西方花了很多時間去了解(也許還沒有完全學會),人類不可能被分割為無法相互交流或連繫的不同密閉隔間——後冷戰時代就確認了這個原則——這讓西方學者家感到尷尬,因這與他們原本期待的結果不同。認為男人和女人可以滿足於部分產品(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而忘記了其根源(即整體個人自由),這種想像仍然在造成政治和社會地震。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除非重新確立一個統一個人類觀念,但這是一個緩慢而艱難的教育過程。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主張所有問題本質上都是經濟問題,這是一個典型的物質主義觀點的例子,它使世界陷入困境。而看到文化權利被納入共產主義陣營,實在既荒謬又悲慘。 確實,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文化權利不存在,因為文化不存在。 它是由另一種異化──人類精神──所產生的異化。它唯一可能的意義,是對物質權利的理論上的肯定。

因此,需要對「兩項公約」進行調和,以挽救聯合國大會1948年12月10日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時的最初想法:人權是普遍的、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的。這一顯而易見、基本而又宏大、慷慨的聲明表明,聯合國的初衷是好的,但執行成效卻很差。

事實上,這一初衷源自於「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的健全人類學。 一個完整個人不能被分割為片段去取悅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專制、錯誤的人類學和對權力的渴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類就失去了其中一項關鍵特徵,最終導致失去人性。

這些原則的試金石是發生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太極門案,台灣是中西方交會之地。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台灣賦予其公民公民和政治權利。在2009年將兩個公約納入國內法中。沒人敢說,作為自由產物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必須給予所有台灣公民,而同時他們的根源卻可以被削弱。但這就是實際發生的情況,台灣政府某些部門的腐敗官僚剝奪了一群守法、有納稅、愛國、和平的台灣公民「太極門」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權。

顯然,台灣政府允許太極門的弟子們在選舉中行使他們的投票權。然而,由於政府沒有給予他們充分享受其文化和精神權利,此舉無異造成人類的分裂,相當於暴政式的權力行使。

從太極門案開始,實現全人類、全台灣人的政治權利與社會文化權利的協調,是後冷戰時代的當務之急。它實際上意味著重建人的基本統一性。 在台灣,這種和解也將成為正確理解轉型正義的基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府應該為過去侵犯人權的所有受害者提供轉型正義,無論這些人權侵害事件發生在何時。透過解決太極門案件,台灣有歷史性的機會,可以成為學者們認為緊迫且全球性目標——即《兩公約》之間的和解——設立典範與榜樣。這個機會不容錯過。

 

原文連結

https://bitterwinter.org/two-covenants-or-one-the-unity-of-human-rights-and-the-tai-ji-men-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