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府機關的權力失衡、失靈之際，社會需要的是安定和諧的表象？還是鼓勵支持短暫的衝突與矛盾，以凸顯出問題的癥結點？當體制內的救濟程序沒有辦法替人民伸張正義主持公道之時，街頭運動成為唯一選項。留學德國取得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任職東吳大學法律系的胡博硯助理教授，因關廠工人事件、邱和順案、洪仲丘案等，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法律人投入社會運動。

 

衝撞體制，才能改變制度

為何要走上街頭？因為他們發現政府機關既失能又失靈，危機感促使他們決定衝撞體制來改變制度，社會才會進步，才有機會為弱勢族群爭取公平正義。胡博硯認為個案會出問題，表示制度面一定有缺失，而制度背後則是人的問題，執法者不遵守法律制度，才是侵害人權的元凶。

當年野百合運動，促成國會改選，甚至後來廢除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近年來公民運動方興未艾，甫落幕的太陽花學運，暫時讓服貿的黑箱作業程序停擺。社會運動帶動台灣社會改變的契機。

執政者不依法行政，不遵守法院判決，以致抗爭連連

太陽花學運彰顯立法機關與行政權互相勾結，漠視人民權益的問題，而胡博硯也穿梭在這一場社會局勢的大躍進裡面。「德日美等先進國家的教授從來不上街頭抗爭，因為人民心悅誠服貼緊信服法律。」

當執法者對憲法不忠誠，不依法院判決行事，法學專家也不得不挺身而出。胡博硯感慨指出，執法者要依法行政，依法審判，可是當他不願意依據法律的規定去做的時候，最後的結局是，你沒有辦法制裁他，為什麼？因為憲法已經假設說你一定會接受這樣的做法，所以制度的失靈就出現了，制度沒有問題，是人有問題。

法律是人的生活 參與社會公益事件 培養完整的法律人

青年學子意識清楚自主性高，胡博硯表示，他不會也無法煽動學生參與社運。但老師一起上街頭抗爭，對學生而言是很大的鼓舞。透過關注社會事件，學生提早看到世界，像318學運之後，很多學生參與去做助理，他們才真切發現說，原來法律的條文不是死的，是要用的，卷宗裡面其實是記載了人的講話，人的生活。

法學教育需要培養獨立思考分析研判的能力，所以實務的操練就顯得格外有幫助。胡博硯以德國為例，經過3年的校內學習後要再去不同的機關法院事務所作實務訓練，才算是完整的法學教育。

同樣的，台灣社會近年來發生許多不公不義的事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激起許多法律人原有的熱情，於工作生活無虞之後，也願意投身到公益律師的領域，帶領法律系學生關注社會事件。

胡博硯認為，學生在畢業前了解課本與實務之間的差距，學習對社會付出關懷，從閱卷、讀卷、寫狀到出庭都是活生生的歷練，更容易理解課本跟法條到底在規範什麼東西，這樣才能真正培養出一個完整的法律人。

政府圈地圖利財團 查稅打壓「不乖」的人民團體

馬英九總統曾公開指出，「凡是侵害人權者，十之八九都是政府！」而今，人權侵害事件不斷重演，關廠工人事件延燒16年才落幕。胡博硯表示，德國也有很多社會衝突，但政府願意公開溝通解決。反觀台灣，政府運用公權力，強制圈地違法徵收人民土地，賣給財團發投機財，美河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案子。胡博硯感嘆，一個正常法治國家是不會這樣做的。

「以前在國民黨時代，國家為了管理『不乖』的社會團體，會運用很多不同的利誘方法來達成，不然就用其他的手段整治你，查稅是經常應用的手段，所以你就被他嚴格控制，這都是非法治的狀態。」胡博硯認為正因為如此，許多公民團體站出來，結合法律人的奮鬥，希望翻轉這個非法治的狀態。

經濟成長固然重要，但法治的成長更迫在眉睫，胡博硯指出，十多年來台灣GDP變化不大，人民薪資更倒退16年，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制度使然。如果再不變革的話，就只能一直在原地踏步。

法律是規範執政者 並非規範人民

胡博硯嚴正指出，法律原本是規範擁有權力的政府與執法者，並非規範人民的。當今政府變相圈地，剝削人民，跟財團靠攏，導致整個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越來越多，無形中社會被撕裂了。

撕裂是一種階層化社會，胡博硯觀察發現，上位階層與下位階層之間沒有連結也沒有對話，更可惡的是政府只關照上位階層需求，下位階層再怎麼吶喊，他們也聽不到。

中產階級消失，人民淪為打工仔

活潑正常的社會，中產階級應該是主要的族群，而且靠它連結上下，可是胡博硯指出，台灣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的消失當中，只剩高資產階級和貧民兩個階級，恐怖的貧富不均，形成財團和工人的社會結構。胡博硯戲稱，穿白領可是拿的是藍領的薪水，甚至比藍領還不如的薪水，漸漸的大家都要淪為「打工仔」。

這種不公不義讓很多公民團體勇敢站出來，針砭社會現況，不再戀棧社會和諧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