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民主法治都是漸進式成長，有錯誤、不良的，或不利於人民的，經過抗議或反對後都會修改。在世界的潮流中，台灣的民主法治，也是往前行駛的列車。但在政府體系中仍可見到威權統治遺毒的存在，難以改革，尤其在司法體系、檢察官體系與法稅制度的改革太過保守，甚至積習難改。

法務部3月底公布6名檢察長職缺，遴選期間共有37人競逐，檢審會並於4月9日產出12位入圍名單，交由法務部長圈選6名新派任檢察長。由於國人給予蔡總統的司法改革最深的期待，因此相關新聞引發社會大眾對檢察長人選的品德、操守或能力高度關注。檢察長具有對案件的指令權，若對檢察官所辦的案件不滿意可以拿起來自己辦，權柄很大，在現有體制下，若是不適任的人選當上檢察長，影響層面之大，非同小可。

檢察長可以指揮檢察官辦案，法務部部長、行政院院長、總統都沒有這個權力。檢察長究竟是「司法官」，還是「行政官」？依據國是會議建言，法務部於107年將檢察官納入「行政體系」，既然是行政，就不應該再領取類似法官辦案才有的司法加給。且檢察官若借調到其他法務部行政機關（如廉政署、行政執行署），仍繼續領「檢察官加給」，有違法理。尤其，法官法、法院組織法的相關法律規定，都沒有將「廉政署」、「行政執行署」的公務員納為「司法官」，這些官員卻可以擁有雙重身分（檢察官身分、其他行政官身分），而領取檢察官加給?!這是台灣文官體系大敗壞，似乎好處占盡，實非妥當。

德國歐斯納布魯克大學駐台教授連福隆談到，把檢察官、檢察長納入行政系統，是所有獨裁者最想做的事。

其實，檢察體系的問題也不全然是檢察長權力很大的問題。台灣陪審團協會副理事長張靜律師表示，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檢察官所有的福利、保護、懲戒都比照法官，但是檢察官辦案是主動偵查，可以自己主動找案子偵查，法官辦案是不告不理；檢察官可以隨便把人起訴，安一個罪名，就算被告最後獲判無罪，可能已經8年、10年以後了，所以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張靜主張對檢察官的約束必須比法官嚴格，且台灣的自訴制度不但不能廢，而且要盡量放大；很多的冤案，回頭到地檢署要告檢察官，案子大都被簽結或不起訴處分，只有自訴才能讓案子可以公開。

在實務面上，人民提起自訴確實可以讓案子公開，但面對龐大且強大的體系中，「官官相護」的劣質文化，許多的自訴案最後還是得吞敗訴的苦果，終至有冤難申，因此檢察體系加上司法體制也就可能成為政治整肅的工具。

臺灣財經刑法研究學會理事長陳志龍教授指出，台灣司法制度有問題，法官不應該有一個司法行政機關可以操控人事、升遷，就像軍隊的控制制度，所以它整個是來自於以前的皇權時代；法官一直升遷，升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有一線希望可以升到大法官，但是整個問題就是人一有「希望」，就放棄理想，就會有問題。

當前司法檢調之弊病叢生，另外，從行政院送立法院本會期審議的《稅捐稽徵法》修正草案的「減負擔」、「護公平」、「齊時效」三大重點中，看不見賦稅人權的內涵，猶然可見威權統治的遺毒存在著。其實不是沒有人看到病源，也不是沒有人指出解方，而是選舉頻繁，為政績拼選票，不能馬上立竿見影的改革要項，往往被忽略或擱置。

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國際關係博士蔡承翰《我們如何界定國家能力？談國家能力與政治體制兩者的關係》一文中指出，國家能力效率的高低程度和政治體制是否自由、民主並無直接關係。但國家能力的來源與高低其實和經濟發展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因為經濟發展相對好的國家才會有一定程度的稅收收入。而且有品質的政治制度才可以有效率地擷取並運用稅收。另外，若國家的政治制度無法減少貪污，國家的經濟發展勢必會受阻，同時也無法有穩定的稅收來源。根據長期研究下來，民主制度對經濟發展有正面的影響。該文作者的結論是：「國家能力的高低決定著政府有多少資源可以擷取並運用。過去研究採用國家的稅收收入來衡量國家能力的指標。同時國家能力是否有效率則是依照實際擷取稅收的多寡來決定。因為政治制度的品質會決定經濟發展，然後決定國家的稅收收入。若國家產權制度不完善，政府官員貪污，國家的稅收必然會減少，國家能力勢必受損。另外，即便國家擁有很多資源，但在制度運作上有缺點，政府也無法擷取足夠的資源來分配運用並執行政策目標。」

這些年來呼籲法稅改革的民意高漲，台灣政黨已輪替多次，國家仍然存在著制度性暴力，若不能從根本上改革，人民的公平正義就可能遲到，甚至根本不會到，但看執政者心態，卻是能拖就拖，拖到下台為止！然後下一任把責任推卸給上一任的執政團隊，都是別人的錯。其實應作為而不作為也是犯罪，政黨輪替不就是人民想換人做做看嗎？政權能獲人民支持在於國家富強人民安康，重建客觀公正的檢察官體系，落實人權到位的法稅改革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