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法治國家透過權利救濟之制度設計，讓人民受侵害之權利得以獲得回復，以確保受法律保護之權利能真正實現，並達成法治國家追求公平正義之目的。一般而言，除侵害之事實持續進行，或者屬於重大而明顯之侵害外，通常權利救濟程序之進行均在侵害結束之後，由受害人或代表公益維護之檢察官向救濟機關提出，再由其進行事後之審查與判斷，進而作成是否與如何回復受侵害權利之決定。同時為免單一救濟機關作成決定時，因主觀或客觀因素造成失誤，影響公平正義之實現，至少會在初審之後，設計有請求複審之機制，希望透過二次以上之事後審查，再作成最後決定之方式，提出可以平息當事人爭議、作為各方善後依循之準據。

然而，救濟機關之初審與複審制度設計，僅能盡可能地還原事件之經過，進而作成幾近符合公平正義之決定，但無法絕對排除複審機關於組織或程序上，以及各救濟機關於實體上認事用法之一切能違誤，尤其是當作成決定時，可能存在各方當事人均不知曉之應斟酌證據時，即有可能每次決定均係在引據失誤之情況下被作成，則該決定勢難發現真實，以致無法符合大眾認同之公平正義，此時即有再次審查之必要。

複審之後之再審查制度，其適用對象係業經救濟程序確定之案件，基本上是在挑戰因確定決定所帶來之法律安定性，讓已歸於平靜之爭議再起波瀾，因此，無論是制度之設計或個案之適用，均必須要能兼顧法律安定性與讓受害者能回復權利之公平正義，則如何對於確定決定之瑕疵進行分類，賦予其不同之效果，即非常重要。

我國有關人民權利受侵害之救濟制度，立法者業依侵害來源與爭議性質，分別制定了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以及行政訴訟法，亦均規定有再審制度，但三部法律對於再審要件之現行規定，卻未盡相同，歧異規定形成人民司法救濟權利之差異，有礙司法公平正義之實現，如此現象是否存有正當化理由，即值關切，本文僅就近來爭論之焦點，即以發現新證據作為訴訟再審，以及行政程序再開理由時，何時提出者始為新證據之不同規定與適用進行分析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