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股破壞性很強的稅制，就是戒嚴時期留下的毒稅制竟然沒有改革，繼續侵蝕著人民的財產，如百姓辛苦工作薪資所得要負擔台灣所得稅收七成以上的稅收，讓百姓有被劫貧濟富的感覺。其次，財政部國稅局為了鼓勵稅官查稅，提高稅收，制定了美其名的「稅務獎勵金」，之後雖然輿論四起，立法院三讀廢除了稅務獎勵金，財政部仍然每年編列沒有法源的奬金，讓稅官恣意的濫開稅單，開錯了也不會被處罰，創造了年年破紀錄、超徵千億元以上的稅收，以致年年增加的稅災戶無以計數，人民能不怨聲載道嗎？

訴願委員會、行政法院與國稅局就好比親兄弟，胳膊都是往內彎，所以又有擺花瓶或擺好看的「敗訴法院」之稱，百姓永遠無法逃離魔掌的厄運。小老百姓要終結稅務官員的惡搞，百姓的稅務人權一定要抬頭，不要再漠視自己的權益，一起來拒絕惡官的踐踏與摧殘；政府應當要站在超然的立場，還給人民真正的民主法治國美名，保障人民的稅務人權，終結行政法院的「敗訴法院」惡名。

稅務官員不依法行政，濫開的稅單，造成烏龍稅單滿天飛，行政救濟又失靈，「惡法」人民要先繳三分之一的稅款才能申請訴願，否則就任由國稅局宰割，竟然立法院接受財政部建議「維持原條文」，國稅局違憲留惡法戕害人民，立院竟然同意幫兇財政部，讓人匪夷所思。稅制是霸道，但文明國家果然不一樣，情理法兼顧，這才是人權的保障，這是台灣稅改所要學習的做法。在台灣有了稅務獎勵金，人權就不見了，沒證據僅憑稅官自己認定，稅單就可開出來了。

中正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張進德指出：

第一、從法律面來看，租稅法律主義，台灣所有的法都是在民國50年代訂的，相當的簡陋，所以財政部就利用解釋令發布來做為課稅的依據，用解釋令課稅當然就是違法，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違反了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二、從經濟面來探討，租稅必須考慮有沒有國際競爭力，台灣最大的競爭者-新加坡GDP多台灣一倍，新加坡的企業所得稅是15%。 台灣雖然是20%，將來是25%，加上國稅局透過解釋令調整，基本上營利事業所得稅應該都是在30%以上；再者境外所得新加坡不課稅，台灣要課稅。大公司國際租稅規避很容易，中小企業就很慘了。新加坡的綜合所得稅率最高22%，薪水薪資階級最高15%，而台灣最高40%，誰要來？人才錢財都跑去新加坡，這個稅制是對的嗎？

第三、談到稅捐行政，張進德舉太極門案例，太極門稅案28年，行政法院撤銷了，國稅局卻又繼續課，顯示出財政部「我最大，我管你法院的判決」的觀念，財政部的態度和文化都是應付大法官、監察院，要稅不要法。

國稅局踐踏百姓的賦稅人權，人才錢財都跑掉了！稅制要情理法兼顧，這才是人權的保障，這是台灣稅改所要學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