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團體每年固定舉行的「秋鬥」，今年再次訴求「人民向左」，並提出「反財團圈地，要居住正義」、「反貧窮勞動，要公平分配」、「反發展主義，要永續生存」、「反教育商品化，要教育公共化」、「反國族歧視，要平等對待」、「反血汗過勞，要工時保障」、「反性道德壟斷，還我性自主權」七大口號。包括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及18個學生社團，也接續去年「反教育商品化」的訴求，共同組成師生大隊，加入「鬥陣」行列。

師生鬥陣團體發表聲明指出，過去幾年，面對日益嚴峻的教育問題，政府提出的方案與其經濟政策如出一轍，一言以蔽之，就是更多的「自由化」與「市場化」，官方所提出的教育對策，並非回歸教育公共化，而是以更多的「自由競爭」，放任「教育產業」重新洗牌。

不論是教育的「商品化」或「市場化」，乃至於「自由化」、「企業化」，指的都是同一個概念，那就是國家（政府）退出教育部門，逐年減少教育預算，改由「市場機制」主導，以「最小成本達成最大效益」的思維來經營「教育企業」。

如此一來，「學店」一詞就不再是學生間相互戲謔的笑話了。可想而知，「資方」（校方）為了增加營收，除了超收學生，同時得將「非必要成本」轉嫁「消費者」（學生）自行承擔或解決。所謂「非必要成本」，指的是教室、電腦教室、英聽教室、實驗室等授課（學分）必要的軟硬體設備之外的「成本」，例如學生宿舍、社團活動、圖書館及圖書採購等，都將被視為「可有可無」的支出。

相對於教育「商品化」的另一個概念是教育「公共化」，教育被視為是一種「公共財」，不應由市場機制主導，而淪為商品販賣，每個人都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歐盟國家是教育公共化的樂土，唸大學通常是免學費的，而即使是在某些必須繳學費的國家，學費負擔仍然相對輕鬆。

對照台灣的情況，近十幾年來，申請學貸的人數增加了快20倍。借錢唸書的孩子比比皆是，學貸申請比率高達31.7％，幾乎每3位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要揹債唸書！學生為了生活，疲於奔命地打工，甚至犧牲課業。景氣差，學生出了社會，往往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只能屈就派遣工作。儘管從去年起，學貸還款期限由原先的8年延長為16年，但試想人生最精華的16年都在還學貸，而且民生物價樣樣漲，唯獨薪資水準倒退16年，若想成家立業，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再者，現行教育已衍生出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貧窮世襲化現象，李家同教授即感慨︰他在國立大學任教時，「幾乎沒看過窮小孩」。家境優渥的孩子有家教、補習班，容易考上低學費的國立大學，畢業後也容易找到薪資較高的工作；但窮人家的小孩多半只能考上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畢業後，要不失業，要不就只能接受低薪工作。

公、私立大學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顯而易見，然而政府的對策卻是「回歸市場機制」，根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高等教育制度鬆綁行動方案」，最快104年度大學可自訂學雜費調整，以「反映學生受教直接成本」及「反映教學品質」。這是無疑是典型的「新右派」（或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思維。

將教育視為學生的個人投資，教育部長蔣偉寧堅稱高等教育是「選擇性教育」，而非國民義務教育，必須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但蔣偉寧完全忘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於「促進階級流動」，讓窮孩子有翻身脫貧的機會。教育「商品化」的結果，等於是將更多弱勢家庭的孩子排除在高等教育的大門外，這豈是一個高唱「人權」的政府應有的作為？！

再者，即便是「使用者付費」，學生在校學得知識、技能，畢業後多半也是為企業服務，企業按理應也應負擔更多的教育支出。政府不思從稅制著手改革，讓享有最多經濟成長果實的企業和財團負起社會責任，卻要求弱勢的學生分攤教育成本。古有明訓：「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如今政府的做法不僅欠缺思考，也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