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發展路線，就政治光譜可粗略分為左、右兩派。時空不同，「右派」和「左派」的涵意也各有不同。當代「右派」（新右派）又稱為「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主張「自由放任」、「自由市場」，及「最小政府」，強調社會整體利益通常只有在國家最少干預、大家相互競爭的情形下才可能獲得，所以「市場競爭」應擴及人民生活的各個層面，國家應減少介入社會經濟事務；利益團體 (例如工會) 活動須加以限制，以免破壞市場秩序；於此同時，公權力則應加強。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堪稱是「新右派」的思想導師，他相信「自由市場」能帶來「秩序」與「平等」，並不贊成透立法來進行財富重分配。不過，其說法也被批評為「不切實際」，畢竟「自由市場」並非無偏私、中性的機制，例如財團、跨國企業都足以左右「自由市場」運作。再者，「市場競爭」推到了極致，可想見那會是個「人吃人」弱肉強食的社會。

針對「大政府」和福利國家長久存在的弊端，諸如行政僵化、缺乏效率、官僚高高在上等等，「新右派」固然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但對於如何達到「平等」、「公平」，卻只有一句「交由市場決定」。與「新右派」相對的「新左派」，特別是就這一點，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張：政府責無旁貸須透過稅收等方式來達到「分配的正義」。政治立場上，「左派」通常是站在勞工等弱勢團體這邊，有別於「右派」向資本家那邊靠攏。

特別要說明的是，左謂「新左派」並非「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左派。過去基於「反共」需要，「左派」在台灣遭到嚴重污名化，其實在二戰後，西歐國家大多採行「社會主義」，實施「福利國家」制度，走的就是「左派」路線。而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化」、「全球化」，則是「新右派」思維下的產物，雖然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卻也帶來了全球貧富差距急遽拉大的後遺症。

台灣兩大黨都被歸類為「右派」，而真正體現「左派」精神的是社運團體。國內勞工團體每年都舉行「秋鬥」，有了以上簡單說明，讀者會較清楚接連兩年「秋鬥」的主訴求——「人民向左，國家還我」，究竟是什麼意思。而這其實也相當程度突顯了長期恐共、反左的台灣社會，普遍缺乏對於國家應採行何種發展路線的省思。

17日登場的年度秋鬥大遊行，共有勞工、環境、土地、外勞、性別、教育等超過50個NGO團體參加，除了特別選在帝寶豪宅前集結出發，主辦單位還選出了包括總統馬英九、苗栗縣長劉政鴻、勞委會主委潘世偉、行政院長江宜樺、頂新集團董事長魏應州、遠雄集團董事長趙藤雄、經建會主委管中閔、連戰長女連惠心、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等「十大惡人」，控訴惡質資本家與政客聯手出賣人民基本生存權。

秋鬥行動召集人常建國指出，這兩年來，從「自由貿易港」搞到「自由貿易區」，到馬英九說的「自由經濟島」，日前蔡英文在新加坡也說要把台灣變成「自由島」，他們口號說得越大，我們越害怕。為什麼？因為這些口號的背後是一再給投資減稅，一再給財團權利，讓台灣變成了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

「他們其實在賣一種幻想，就是資本家吃飽了，會給一點屑肉給我們。」常建國舉例指出，對於勞工基本薪資遲遲沒有調整，馬英九表示：「薪資不能加，是因為廠商覺得錢賺得不夠。」政府「體恤」資方，但對於勞工爆肝和過勞；上了年紀的勞工為了資遣費到處陳情，甚至16年後還被國家追債；為了經濟發展，讓所有人生活在幅射威脅之下，政府卻都視而不見。

儘管成長緩慢，但台灣GDP仍然年年正成長，相較之下，實質薪資卻足足倒退了16年，顯見財富分配出了大問題，但卻不見政府提出改善貧富差距的對策，反而提出更多更為右傾、圖利財團的政策。其實，馬政府的「右傾」發展思維早在馬總統首任就任之初就已顯現端倪，當時推動了一連串「稅改」，包括降低遺產稅、營所稅，期待有錢人能多投資，以帶動經濟成長，不料大筆資金卻被拿去「炒房」，政府讓利給財團的結果，不僅重傷國庫收入，也犧牲了「居住正義」。

政府不思調整這種「分配不正義」的發展模式，反而變本加厲、加速推動「自由化」，例如教育部最近推動的「高等教育制度鬆綁行動方案」，即是基於同樣的思維。教育部無視於現今大學就學率高達97%、大學已成為「基本學歷」的事實，而宣稱高等教育屬於「選擇性教育」，必須「使用者付費」，因此將在民國105年鬆綁學費政策。但現實是，現在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人要揹學貸唸書。《蘋果日報》日前也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台清交「幾乎無窮孩子」，弱勢生僅佔0.4%，立法院預算中心甚至提出警告，高等教育已衍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當教育不再是公共財，教育商品化的結果，將會讓更多窮人家的孩子永無翻身之日！